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立法表达——以“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为中心

宅基地"两权分离"向"三权分置"的演进满足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宅基地财产化的现实需求,为我国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指明方向。但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中"权利"在法律上的妥适表达,需要着眼于权利的功能定位,立足于法律自身的逻辑进行综合判断,不能简单地套用政策术语。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构建应该以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为基础,不宜将农户资格权阐释为一项成员权,而应将其定性为一项身份性的财产权,特指创设次级使用权之后的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三权分置"在法律上表达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分置出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户资格权)分置出次级使用权。基于权利的功能定位,次级使用权应该界定为一项物权权利。在立法论层面,未来"民法典物权编"应该将次级使用权上升为法定的用益物权,实现次级使用权的法定化。     

“两区”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

我国制度型开放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北京“两区”建设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北京将“四个中心”功能有机融入“两区”建设当中，进一步发挥其在京津冀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红利。北京作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试点城市，负有引领地区经济走向高水平开放道路的重要使命，在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中，不断聚集有利要素，建设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准确理解和运用民政工作的“四个特性”

2020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论述精神的学习领会,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提升对民政工作政治性、群众性、时代性、协同性等"四个特性"的认识。     

筑牢疫情防控的法治法治堤坝

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两个大计”的论断笔谈

<正>主持人语: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简称"两个大计"),这一全新的表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人们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虽有不同的收获与体会,但在认识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两个大计"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使命型政党对自身教育使命的全新诠释,这一"全新的诠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使命传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关注当下的使命自觉,更是中国共产党放眼未来的使命追寻。本期推出中南民族大学校长李金林教授及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内涵研究"(项目编号2018ZDZB04)课题组成员的三篇笔谈文章,分别从"使命传承""使命自觉""使命追寻"三个方面分析了"两个大计"在"过去""当下""未来"之深刻内涵。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中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直接体现在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互渗透的过程之中,体现在以情感为媒介实现由知识向价值的转化过程之中。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能够丰富"纲要"课的知识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提升"纲要"课教学的价值性。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还存在众多薄弱环节。通过"纲要"课程课堂专题教学、课堂实践教学和课程网络平台等路径将红色文化融入"纲要"课教学改革创新中,能够有效实现"纲要"课教学中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国内外实践与思考

青少年作为毒品使用的易感人群,国内外皆注重针对其的毒品预防教育。相比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中国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以"6·27"工程为抓手,具有源头预防以学校为主阵地、运作方式自上而下、治理机制采用社会联动形式、实践创新百花齐放等特性。为使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更加成熟,国家应从构建毒品预防长效机制、合理运用高科技手段、学校工作与社会工作并重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