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全面振兴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路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保障,对推进共同富裕、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创新、支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仍然存在政府缺合力、数据归集难、评价不精准、风险防范弱、产品匹配难等问题。建议基于社会各界形成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主体主导型和市场机构主导型建设模式,围绕信用建设“常态化”、数据归集“规范化”、主体画像“精准化”、风险防控“高效化”、农村金融“均等化”五大方面,加快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为金融活水注入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大型体育赛事反恐情报预警的难题与路径

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性活动,大型体育赛事是恐怖袭击关注的重点目标。为了更有效地做好大型体育赛事的安保工作,对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除了运用常规的防控体系进行反恐预防外,还需提高对反恐情报的认识,强化反恐情报预警,深入分析反恐情报预警的运行难题,在此基础上加强情报主导防控理念,加大恐怖袭击风险因素分析,扩大情报搜集的广度及深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情报分析和处理能力,构建完善的情报决策转化机制,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情报决策效率,促进反恐情报预警体系更加成熟,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型体育赛事的安全防控水平。     

公共价值的“研究纲领”：途径、方法与应用

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途径或新范式,公共价值的研究方兴未艾。论文考察公共价值的“研究纲领”,着重评述其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以公共价值为核心的研究凸显了创造公共价值和规范公共价值两种取向,公共价值侧重规范的研究传统,但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与假说检验。基于这一判断,论文以农村宅基地制度为例,提出一个公共价值应用于制度运行分析的研究议程。应当充分认识公共价值研究途径的意义和作用,高度重视公共价值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检验与发展公共价值理论,促进公共价值的知识增长。     

如何从刑法的维度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

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核心要件,因此,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能成为刑事责任的主体,关键的标准之一是其是否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对于弱人工智能主体而言,因它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必须坚持传统犯罪主体理论,在现有的刑法框架内定罪处罚.对于强人工智能主体而言,从刑法内部构成的教义学层面分...     

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范围研究

海洋自然保护区是以海洋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为目的,依法把包括保护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的海岸、河口、岛屿、湿地或海域划分出来,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1]。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分为生态保护补偿义务主体与生态受偿权利主体,生态保护补偿主体是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与基础。但是,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主体法律规定还不完善。本文通过分析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主体范围规定以及该规定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主体范围的完善提供法律路径。     

浅论中文语境中的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在成为国内学术热点的同时,内涵的界定却不够清晰和明确。细致剖析其在中文语境中的用法,它实际包含着异同感、归属感、忠诚感、理想感、立场感等几层相互递进的意思,其核心问题则可以区分为谁认同、认同什么、认同到什么程度等三个方面。     

从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看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历程

元明清文学中女性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戏曲作品人物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爱情观的变化体现了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从她们各自阶段的个性意识出发,勾勒出女性觉醒的总体轮廓是递进发展,并逐步实现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办商合作：公共决策中民意表达与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民意是公共决策的社会基础.如何能够促使纷繁复杂的社会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整合呢?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票决是近代以来公共决策中最主要的民意表达和聚合的重要方式.然而,作为票决主体的公民的原子化个体存在、票决过程中民意表达的断点式形式以及公民意见交融机制的缺乏,致使公共决策遇到诸多困难.而与之相对的协商合作方式因其具有平等、公开、程序化和连续性的特点,则能较好地克服票决方式的缺陷,使之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更加便捷和通达的民意表达和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反垄断法视域中的行政垄断

伴随着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反垄断法的本质属性也发生了跃迁,与此相适应的是,行政垄断应该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在反行政垄断法律关系中,主体组合表现为反行政垄断规制主体和反行政垄断受制主体.行政垄断不能等同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其分为具体的行政垄断行为和抽象的行政垄断行为,以及积极方式的行政垄断与消极方式的行政垄断.它们都应当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畴.行政垄断受制主体的法律责任可分为政府机关和被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法律责任以及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上述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尚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