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明:煤炭巨贪的不归路

只有处级行政级别的张润明地位并不高,却因为掌管煤炭运输命脉,其"权重"就变得明显,也为牟私利开启了方便之门2012年11月19日,涉及贪腐犯罪总金额3500余万元的山西阳煤集团运输部原部长张润明,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浅析危险驾驶罪的入罪问题——以追逐竞驶行为为主要讨论点

在法治社会显著进步的今天,关于危险驾驶罪的入罪,部分学者持支持态度;也有学者坚持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认为将其入罪有滥用刑法之虞。本文对于危险驾驶罪入罪持支持态度,认为其存在有其必要性,但从立法层面来讲,危险驾驶罪仍需进一步完善。     

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要件

近年来频发的重大责任事故,成为我国社会和谐的巨大挑战。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修改了1997年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的众多弊端,为司法机关处理重大责任事故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要件入手,分析评价了我国学术界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方面的几种观点,并比较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得出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这一结论。     

民意“由刑制罪”之规范化探讨

在"以刑制罪"的理论框架下,民意经由规范化的转换,通过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的理论路径,对犯罪的认定产生了实质的影响与制约。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化的民意在定罪体系中只能作补充性的、有限度的适用。     

酒业知产保护的泸州模式 泸州江阳法院加强酒业知识产权保护纪实

正"城下人家水上城,酒楼记处一江明。衔杯却爱泸州好,十指寒香给香橙。"号称"巴蜀第一才子"的明代诗人张问陶对泸酒偏爱有加,吟咏出关于泸州名酒的千古绝唱。行走在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的千年古酒窖里,徜徉于绵延千年的酒文化中,江阳区人民法院的徐斌院长对于泸州的酒文化娓娓道     

破坏电力设备罪与盗窃罪的区别

编辑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协警保安员，今年9月份我和几名同事在巡逻时抓到过一个偷盗电缆线的小偷（吴某），随后根据他的供述，又协助派出所民警将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今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我作为证人之一在法庭上提供了证词。     

砸车时离开现场是否涉嫌共同寻衅滋事罪

[案情]2012年9月15日晚，杨某与小唐（已判刑）、小任（已判刑）、小玉（在逃）、小陈（在逃）等人在某乡镇街上一饭店喝酒。席间．小陈以在街上居住的小路曾骂过他为由．提出让杨某等几人帮忙去教训教训小路，得到响应。随后，杨某等人骑着摩托车赶到小路家，在院门口吆喝着叫小路出来。当小路的姐夫欧某打开院门询问事由时．杨某上前就是一拳，将欧某打倒在地。杨某等人的叫骂闹事引来周围居民的围观。借着酒性，小唐、小任等人将路过此地的一辆电动三轮车和一辆“捷达”牌轿车砸毁，经鉴定，车损4838元。砸车时，杨某和小玉因害怕摩托车出事，骑车离开现场。当两人回到现场时，轿车和三轮车已被砸。其他人全部逃离。案发后，杨某逃走，两年后投案自首并被起诉。在审查起诉时．对杨某是否涉嫌寻衅滋事罪出现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杨某具有寻衅滋事的行为，但是因为没有参与砸车，其行为情节较轻，不应以犯罪论，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另一种意见认为：杨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系与小唐、小任等人共同犯罪。杨某没有参与砸车．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速解]本文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首先，该案涉嫌寻衅滋事罪。我国《刑法》第293条对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表现和结果进行了界定。该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他人，强拿强要，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和情节严重的行为。纵观该案，第一。杨某等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明显。小陈为了发泄对小路的不满，提出教训教训小路，得到杨某等人的支持。显然，杨某等人具有逞强争霸、显示威风的犯罪动机。第二，该案客观方面不仅表现为随意殴打他人（侵犯人身权），显然欧某是无辜的，而且表现为损毁他人财物（侵犯财产权）的行为，并且造成较大损失，属于情节严重。第三，杨某等人在乡镇大街上寻衅滋事．其群势的威力给公众心理上带来恐惧和压力，严重扰乱了公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侵犯公共秩序）。其次，该案系涉嫌共同寻衅滋事犯罪。我们说，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在主观方面，     

毒胶囊事件的刑法学分析

生产、销售铬超标的毒胶囊的行为,不成立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也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亦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废旧皮革下脚料为原料所生产的铬超标的毒胶囊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故生产、销售铬超标的毒胶囊即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在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情形下,生产、销售毒胶囊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零适用的审判现状:审视资助恐怖活动罪的适用

针对我国严峻的反恐形势,我国已在刑事立法上做出快速反应,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然而,从司法实践考察,资助恐怖活动罪在我国呈现出零适用的审判现状,这与我国严重的恐怖融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需要在国际反恐怖融资的背景下,审视资助恐怖活动罪的性质,正确认识资助恐怖活动罪的规范构造,从而有效地实现打击恐怖融资犯罪的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