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口强党内监督的理性思考

加强党内监督是依法行政的有力保障，是端正党风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证。当前，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党内监督意识比较淡漠；二是党内监督重点不够突出，核心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三是党内监督缺乏整体功能，各种监督力量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加强党内监督，一要强化党内监督意识，提高党内监督的自觉性；二要改革现行党内监督领导体制，保证党内监督的有序性；三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制度化，注重成效化；四要疏通、拓宽监督渠道，保证党内监督的顺利进行。     

儒学德性传统的文化特征

儒学以伦理道德、人生价值的探究为中心,德性成为主体的价值尺度,由此形成儒学德性传统。它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源于其母体传统文化的民族特性。梳理儒学德性传统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价值理性、内在超越、整体主义等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对于当代道德教育仍然产生深刻影响,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以人为本:合乎哲学发展史逻辑的科学命题

以人为本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一命题的形成经历了以物为本--以神为本--以人为本(以自然 的人为本--以理性的人为本--以现实的人为本)的圆圈运动,是合乎哲学发展史逻辑的科学命题。     

非理性转向的社会实践基础

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向,以叔本华的意志主义为开端,非理性主义的普遍确立则是在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的形成及其张显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是现代信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才能正确认识人性.     

人类学视野中的实践理性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念里,实践理性决定着文化。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却片面地把文化当作是从实践活动以及实践活动背后的实用利益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手段或工具,认为文化是关于人与事物的意义秩序,正如亲属制度是部落社会的象征符号一样,商品经济生产是西方社会的象征符号。萨林斯对西方社会文化所作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之间,是文化决定着实践理性。这种结论实际上是夸大了文化对实践理性的影响和反作用。     

中国传统法文化品质说

经验理性、中道和谐以及真善美的人文主义追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三大品质．这是它与世界其他法文化的区别。了解中国法文化的品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     

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内部陷阱

现代性发展理念由于其包含内部陷阱而致使陷入矛盾困境并导致"现代性危机".主要体现为: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醉及其对生存家园的遗忘;消费享乐主义的滥觞及其对生态伦理的缺席;技术乐观主义的虚妄及其对有限理性的迷失;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及其对天人关系的僭越.在批揭这些现代性发展理念深层矛盾的同时,昭示当代人自觉走出其设定的内部陷阱,从而为建构通向未来的新发展观扫清理念上的障碍.     

联盟困境、理性选择与澳美同盟的有限升级

任何联盟内部都存在联盟困境(即"被抛弃"与"被牵连")。在"美主澳从"的澳美同盟中,澳大利亚也面临着联盟困境:如果强调战略自主性则担心"被抛弃";如果强化澳美同盟则担心"被牵连"。在中国快速崛起、美国战略收缩和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认为有限升级澳美同盟——对美国欲"距"还迎——是其缓解联盟困境的理性选择。首先,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被抛弃"的风险,而且有望提升地区影响力,同时有助于提升澳在中美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其次,由于中美两国仍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澳大利亚"被牵连"至中美军事冲突中的可能性很小,而当下澳美同盟的有限强化对成熟稳定的中澳关系冲击总体有限。澳大利亚为了缓解联盟困境、提升外交地位,有限升级澳美同盟,不仅使澳大利亚收益颇丰、成本可控,收益大于成本,而且中澳关系保持有限紧张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理性思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不仅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我们要不断加强爱国主义的科学理性指导,使爱国主义的信心更强、更加理性务实、更加讲求方式方法,并且把爱国热情化为建设祖国的积极行动,以体现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代精神。     

论中国传统中的顿悟与创新

禅宗的顿悟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深远。作为一种直觉式的思维方式,顿悟本来是有助于创新的,但实际上却由于其注重主观性、整体性、终极性的特点而阻碍了创新。这是造成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创新的思维根源。对于顿悟的反思揭示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渐修和理性的价值,从而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