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的现实意义、逻辑要义与实践进路

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是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要正确认识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的逻辑要义,从思想、权利、程序、制度、手段五个维度来把握发展党内民主与加强党内监督的实践进路。     

诉讼监督改革:抉择困境与实践进路

我国当前的诉讼监督具有全面性、事后性、弱效力和分散性等四个鲜明的特点,诉讼监督改革面临着选择诉讼与监督分离还是诉讼与监督合一、以同步监督为主还是以事后监督为主、全面监督还是重点监督、弱效力监督还是强效力监督的艰难抉择。在推进诉讼监督改革时,检察机关必须遵从必要性原则、有限监督原则、中立性原则等三个基本原则,必须鼓励先行先试、坚持循序渐进、注重协调配合以及加大诉讼监督工作力度和创新诉讼监督机制等。     

近年来国内企业道德责任研究综述

目前,学界围绕企业道德责任的涵义、理据和我国转型期企业道德责任的缺失表现和原因以及进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同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根本和长远意义看道德的问题最终仍需借助道德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意味着理论界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如何开掘道德运行机制,从内在的道德信仰高度和外在的道德规约角度为企业道德责任的切实履行提供有力有效的帮助和指导。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必须开创行之有效的途径：一是明确主体与客体的基本意蕴,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增强人民群众的自觉,发挥优质资源的作用;二是把握总体与具体的内在关系,为人民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基本遵循和环境导向;三是坚持内化与外化的有机统一,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有益成果化人育人;四是发挥榜样与精品的引领作用,以各类英模的精神力量和文化精品承载的价值理念引领社会风尚。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文化溯源与制度面向

宪政在西方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而这正是传统中国所缺乏的。当前我国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制度的建构必须回溯宪政文化,探寻宪政文化对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影响,并根据当代中国宪政文化的隐性变迁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据此,国家与社会在结构上分立、态势上均衡、行为上互动才是我国在宪政建设过程中制度建构应遵循之面向。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检察监督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是一种“二元二主体”式衔接,与治安、海关等领域的“二元一主体”式衔接明显不同,“网络+物流”、产业链延伸等使得该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尤为严峻。检察监督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然而检察监督并非监管,更非“监工”,检察机关介入也并非干预,更非“插手”,应当注重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破解检察监督困境,提高检察监督刚性,不断创新信息共享平台,从供给侧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提供更多高质量检察产品。     

论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基本意涵与实践进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生成逻辑上,共同富裕具有根植于科学理论、孕育于传统文化、滋养于百年党史、定型于当代现实的四重渊源。在基本意涵上,共同富裕具有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同步、适度差异与渐进发展并存的多重指向,从而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多方面具体表征。在实践进路上,需要从政治保证、经济基础、制度依托、精神动力等维度进行谋划,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在新征程上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转化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进路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守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逐步形成了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以把握人民利益、大力发展经济以增进人民利益、创新利益分配模式以实现共同富裕、贯彻群众路线以发挥人民主体性作用的实践路径。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本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始终从实现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不断打破各种僵化观念的束缚,努力探索满足人民利益需要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结合。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时代特征、逻辑进路与批判性建构

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功能双重性、价值多重性和技术非均衡性时代特征并呈现出体系化趋向。民生政治、制度创新、解构并重构固化的社会结构,是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价值导向、技术导向和目标导向,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进路。体制性传递与“泛政策化”、选择性供给与失真性执行、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的弱耦合性,是当前农村公共政策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公共政策供给带来的政策泡沫和信任危机降低了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引发潜在的政治认同危机;涉农政策“打架”现象根源于农村公共政策供给机制失调,导致制度性成本增加;制度创新热衷于制造概念并引致制度空转现象背离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逻辑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政策供给侧改革,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政策社会监督体系,优化农村公共政策内部考核评估体系,是新时代优化农村公共政策供给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