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正义之路:“比较”与“建构”——评马克思与罗尔斯正义思想

研究社会正义理论主要有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通过对受制度、社会关系以及其他因素影响的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而选择一个超越现存不正义社会的新社会,可称作"比较"的路径;另一种是通过社会契约的方法建构一种规范的绝对的正义理论来改造现存不正义社会,可称为"建构"的路径。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可归为"比较"的路径,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根基的罗尔斯式正义理论基本沿袭"建构"的路径。两种正义之路是不可通约的,但都有其特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之“国家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完善的国家的理想,是人间神国的梦想。他认为,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实现德行和幸福,国家体制和法的目的在于为使尽量多的人为善而创造条件,即保证社会福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柏拉图第一个对立国的基本原则做了详尽的系统的讨论,他对国家社会都需要正义原则的强调,深深影响了古希腊、中世纪乃至现代的政治法律思想。国家论中阐述的正义不仅应体现在立国原则中,也是对人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品质的要求。但是为了寻觅国家建立和存在的理由,国家论把社会和国家等同起来,然后用成立的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国家存在的理由,从而让人们觉得国家(社会)乃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模糊国家与社会的界限,从而淹没了存在于国家中的个人。     

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

算法时代中,"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和"算法茧房"等非正义现象引发了算法规制的需要.但算法商业秘密的存在使算法处于"黑箱"之中,成为算法正义实现的障碍.面对算法商业秘密与算法正义的张力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考量: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平衡;算法知情同意权、算法解释权和算法拒绝权等私权制约;算法正当程序.由于对商业秘密的公共利益考量主要局限于维系商业道德和市场秩序,无法实现对算法商业秘密的有效制约.算法私权中基于一般道德和法理的算法拒绝权能够成为制衡算法商业秘密的强理由,同时,算法正义需要建构一种基于过程的,而不是仅基于结果的正当程序观念.     

在哲学视角下探讨立法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必须具备的,立法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起着前提性的作用.严格立法程序,完善立法制度,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立法是一个联系发展的系统过程,其发展的倾向性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并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从哲学角度看立法过程实际表现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统一,经验主义和理性思维互动的一个过程,立法研究的目的就是其立法整个过程进行外在性和内在性的整体协调把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的中国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的中国价值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选择;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价值追求;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这四个方面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前三个方面中都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基因是中国能够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所在。     

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类似案件类似审判——访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骐

博登海默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可以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而司法中“公正”和这里的“正义”是一样的，每个人因为立场、境遇、学识等不同，对公正的理解也会大相径庭，相应地，公正的实现也就成了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尤其是实质公正的实现。然而，公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形式公正，即人们能够看得见的程序公正以及...     

论股东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

"河南思维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存在的问题在于法院仅仅以尊重公司自治为由驳回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并不妥当。目前法院所遭遇的困局不仅与对公司自治的误解有关,也与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的立法疏漏有关。公司自治原则存在边界,不能与公司正义原则相违背。法院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现行公司法存在的制度漏洞在司法裁判中加以弥补。借鉴美、德等国经验,可以看出,强制性盈余分配纠纷案件不能仅有撤销之诉,对这类纠纷的司法审查标准、董事及控制股东的被告地位、盈余分配的具体数额应当明确。对于胡克案,法院应当判决强制公司盈余分配。     

量刑建议权视角下的诉权制约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在形式上将"定罪"与"量刑"分离,同时力求在程序上以量刑建议制约法院的量刑决定。但从2010年量刑程序改革至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行使乏力,无法实现其根本的诉权制约功能。对于当前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本身暴露的问题,可以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应有诉讼价值及其对于检察监督之于量刑权的程序价值,从而构建起以量刑建议权为主导的量刑程序对法官量刑过程形成程序性制约的机制。     

身份与权利:民族差异化政策的思考——基于“正义”双重含义的视角

社会个体政治性的国家公民身份和文化性的民族成员身份之间已经失去平衡,民族身份成为差异化权利优惠政策的唯一依据,而我国主要通过"民族成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实现。民族差异化政策是"公平的正义"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不否认和排斥"平等的正义"。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任务和"四个认同"的工作目标,需要重新思考新形势下的民族差异化政策并进行适度的修正和调适。减少民族政策的优惠程度和范围、降低民族优惠政策中身份因素的比重、消除民族优惠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可能的路径选择。     

无可争议的判决--浅谈《洞穴奇案》

“洞穴奇案”作为历史名案，其不同的判决结果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持久和深远的，但从法律和道德价值的统一性，法之价值的层次性，正义价值的不可倒退性以及生命权的内在实质要求上看，本案的判决当是无争议的，即四被告应当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