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退出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歧途

合理确定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范围及适度规模 ,是一个涉及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大理论与决策问题。近年来在经济学界流行的主张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领域的观点 ,并非是国企改革的有效方式。目前亟须通过讨论 ,评析这一观点在理论上的悖谬性及对改革实践的危害性 ,从理论认识的高度 ,正确解决国有企业的合理布局问题。一、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理论认识问题。十五大提出的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是 ,以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改革思想为指导 ,以抓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 ,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 ,以国有经济战略改组为…     

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退出的经常化趋势引发了组织构建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的需求。本文从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的实践意义、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系统模块和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的环境支撑三个维度,对人力资源退出机制系统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马歇尔八上庐山

A１９４６年６月底全国性内战爆发后，时近一年的国共和谈的成功希望本已荡然无存，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作为国共调处人的美国特使马歇尔，都不愿宣布和谈破裂，而是继续与中共进行所谓谈判。蒋介石想利用和谈作烟幕，欺骗舆论，掩盖其军事进攻，并企图将内战扩大的责任嫁祸于中共。马歇尔不肯主动退出调处，为的是继续贯彻美国的对华政策———助蒋反共遏苏，但又要求蒋作出某种让步，并进行某些民主改革。这种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最终使马歇尔逐渐失去其公正性，沦为蒋之帮凶。为助蒋行骗，年逾花甲的马歇尔不惜冒着酷暑，在７至９月间，…     

美日保险监管制度的比较及借鉴

当前,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国的保险监管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美日两国是当今保险业最发达的两个国家,由于两国在市场经济结构、金融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借鉴它们在保险监管方面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日保险监管制度的比较 （一）监管主体的比较 保险监管的主体就是保险业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从机构设置来看,各国不尽相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两级多头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都有权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联邦保险局,只负责联邦政府法定保险,如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筹。根据1945年《麦克云——佛戈森法     

文化冲突与犯罪的法理探寻

“文化冲突类犯罪”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相互矛盾与冲突的产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冲突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现象,与犯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与决定犯罪的表现形式。“文化冲突类犯罪”有着犯罪群体普遍文化素质低下、犯罪现象背后的价值观念冲突严重以及犯罪诱因隐蔽性高的理论症结。面对“文化冲突类犯罪”,必须摒除机械使用法条主义,回归理性刑法观,用理性刑法思维去分析具体犯罪问题;在判断“危害行为”的过程中,融入“实质危害性”的判断要素;对“行为主体”的解读要融入“人格”的判断要素,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文化冲突类犯罪”治理过程中“法”与“情”的动态平衡,树立刑法威严公正的形象。     

惠民不能违法:再议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政策

自2012年国务院出台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以来,政府已习惯打着“惠民”的口号、用行政决策的形式来决定高速公路收费与否,以树立自己执政为民的形象。这不仅悄然扩张了行政权力,违背依法行政原则,而且置相关民事主体的利益于不顾,难谓真正的惠民。真正的惠民理应是从长远利益出发,加强对高速公路收费的规范和监管,适时构建高速公路收费的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高收费、滥收费”的顽疾。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出局的艺术 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博弈

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制度设计,只有所有制度都能互相输出支持时,金融机构的退出才有所保障,并实现它的价值。退出不是为了消灭,而是为了更好的秩序和循环,这才是退出的意义。"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是2008年第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的一番豪言。短短数年后,银行业紧锣密鼓的自我调整已经初见端倪——银行真的改变了。然而这些却不是阿里巴巴B2B私有化或者"余额宝"的功     

金融市场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建设的法律思考

考虑到金融市场固有的脆弱属性,为了避免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引发严重的负面效果,一个由政府行政权力主导的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被认为是金融监管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缺乏法律制度的有效支持,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与市场化金融运作体系所契合的、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显性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而且在现实中行政权力的深度介入引发了大量的道德风险问题。有鉴于此,在未来我国金融市场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改革既往计划思维之下的行政权力运行模式,建设一套能够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匹配的金融市场风险补偿和保障机制。     

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上世纪90年代,美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高速发展,美国经济也迎来了十年黄金发展时期,并且前者对后者形成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取得如此良好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质则源自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巨大成功。作为创业板市场的纳斯达克市场具有颇为独特和重要的经济功能,风险投资和纳斯达克市场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前者更多地提供了融资功能和促进创新作用,后者则关键性地为企业融资和风险投资退出提供了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