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

单一制与联邦制只不过是国家纵向权力配置模式的类型化。任何国家都存在集权或分权两种力的作用,中国便是一个带有联邦制因素的单一制国家。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发展与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的体制多有抵牾,但中国财政联邦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宪政联邦制的确立。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选择

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急剧积累,成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和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本文从地方政府负债的理论依据、地方政府债务的分类出发,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与形成原因,提出一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建议。     

联邦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分权模式研究

联邦制的启示在于,要实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有必要从宪法上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虽然联邦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历经变迁,但还是有章可循,而联邦国家的立法分权模式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县乡关系调整：从权力收放到职责分工

虽然县乡政府之间具有法定的“分权”特征,但受组织人事制度与财税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乡镇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受到制约,压力体制下的县乡相互依赖成为县乡关系难以改善的症结所在。浙江省和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对县乡关系进行了调整,分别走上了“县市放权、乡镇扩权”和“放权一收权一分权”的改革道路。与放权、扩权和收权相比,县乡分权是县乡关系调整的根本和长远之计。为实现县乡分权,必须从顶层进行系统设计、增强乡镇财政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提高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和服务基层的能力,同时增强农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和权威。而县乡分权的具体内容,不仅仅包括划分县乡政府各自的专有职权,还必须明确两者在履行共有职权中的角色定位。     

比例原则与国际争端中的武力使用

比例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更是战争法的根本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相当性三项子原则并以此对国际争端中的武力使用进行三阶段检验。适当性原则要求武力使用能够或有助于正当目的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武力使用是实现目的的最后手段;而相当性原则是要求使用武力与造成后果的均衡。它们分别从“目的导向”、“手段选择”、“价值取向”上规范目的与武力使用之间的关系,进而成为衡量国际争端中武力使用是否正当的基本依据。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调整中的集与分——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维度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关系调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任何一种模式——集权或分权——都各有利弊,中央集权有利于树立中央的权威,进而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却具有体制僵化和损害地方自由的危险;地方分权有利于地方自主和更有效率的发展,但却有产生地方保护主义进而危害国家统治的危险.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效率的双重目标,我国应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并使权力调整制度化和法制化,通过有选择的集权和制度化的分权,构建相互合作和依赖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实现集权和分权的平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正>国办发[2013]1 1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中小投资者是我国现阶段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群体,但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抗风险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证券期货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地方财政赤字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土地财政的治理从深化分税制改革、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变革土地财政形成机制、完善行政绩效考核体制、加强预算监管等方面入手。     

决策与执行的分合限度:行政三分制分析

深圳市政府的行政改革实验“行政三分制”即将实行 ,这一新的组织模式是在我国传统的部门行政体制的背景下出台的 ,它对于改革部门行政的专权、利益部门化的严重问题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从这一模式的理论假设和理性基础角度对它的未来命运进行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一模式仍然是理性行政的调适 ,存在新的分离主义和专权倾向 ,难以适应越来越多元化和自主化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