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金融扶持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决策演化博弈研究——以企业国际声誉偏好影响为研究视角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大力推进,民营企业越来越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力量。然而,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面临固定投资成本高、收益回收期长以及不确定性风险较高等难题,亟需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困境,导致民营企业参与项目积极性减弱,亟待政府采取扶持措施。本文建立了地方政府金融扶持以及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决策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在金融扶持力度、税收优惠力度、风险分担比例等因素影响下政企的长期均衡策略。结果表明：第一,民营企业国际声誉的提升能促进其参与“一带一路”;第二,对企业参与项目的激励成本随时间推移将逐渐提高;第三,应分阶段制定促进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措施。     

《民法典》物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规范适用关系

《民法典》物权编与侵权责任编有紧密的体系关联,在规范适用上存在以下关系：“分工—协作”,即两编的规范共同协作、相互配合,形成合适的请求权基础;“一般—特别”,即两编的目的相同规范有一般和特别之分的,只能适用特别规范;“竞合—选择”,即两编调整同一情形的目的相同规范没有一般和特别之分的,当事人可选择适用;“相似—参照”,即在物权行使、处分和保护等方面,物权编有空缺的,可参照适用侵权责任编的目的高度类似的规范。     

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事关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生态必须首先实现振兴。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有利于乡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乡村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现可以促进乡村生产力的发展,夯实乡村人力资源,从而促进乡村实现共同富裕,加快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步伐。     

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快速、从重处罚的适用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赋予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快速、从重处罚的权力,旨在明确依法从快从重处罚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但实践中这一条款的具体适用仍面临处罚对象不明确、快速处罚程序过于简化、从重处罚边界不清等问题,难以实现尊重法律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制度目标。对此,应从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快速处罚程序的内容,限制从重处罚裁量权等方面对快速、从重处罚制度进行完善。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

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而全球生态治理也面临公正价值诉求缺失、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治理中存在责任“赤字”等现实困境,严重阻碍生态善治的实现。面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呼吁世界各国在治理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历史责任和国情实际,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生态治理,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凝聚生态共识;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实现利益共享;重建生态责任观,彰显责任担当,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家园,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场域理论视角下高校学生社区建设困境及策略研究

本文以场域理论视角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对当前高校学生社区建设的基本现状、存在的短板和困境进行分析,并针对这些困境从学校维度、学生自身维度等多个方面,提出一些有效策略和建议。希冀能为高校学生社区的高质量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为大学生主体自身素养的综合提升搭建起坚实的平台支撑,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新法背景下非法行医行政处罚法律适用——基于126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在新法背景下,无证行医和非医师行医的法律规范竞合增多,存在一定的找法困难。以诊疗范围作为各法律规范涵摄的界分,以最密切联系为原则,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流转匹配,可作为非法行医行政处罚的法律选择路径。无证行医各法律规范的竞合是法条竞合,与诊疗范围匹配最密切的特别法条优先适用。非医师独自一人设置场所行医,同时构成无证行医和非医师行医,是借助案件事实才发生法条关联的想象竞合,处断为相同罚种择一重、不同罚种合并。对自然人涉非法行医的行政处罚,应以行为人和行为为区分而选择法律适用：前者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医师身份,后者考察行为作用和诊疗范围。     

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困境与破解——以控制权为中心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PPP协议权利(力)配置遵循普通契约的一般规律,是不同风险与不同控制权的排列组合。PPP协议又具有特殊性,它是政府以关系风险增加为代价向私主体转移绩效风险的产物,控制权类型相应划分为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根据传统权力划分理论,在公共控制权与运营控制权固有权限之间仍存在一个权利(力)空间,它导致PPP协议公私主体权利(力)配置的困境。为避免政府自由裁量权对权利(力)空间的任意支配,PPP项目公私主体控制权应区分绝对范围与相对范围。相对控制权的划分可借鉴公众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划分规则,优先配置给私主体,以突出PPP协议合作绩效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同时借助强制性程序规范,减少政府对私主体运营控制权的干预。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规范化的法律形式主义构建

受现实主义法学和社会治理逻辑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并未实现规范化。法律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认知能力和人类语言局限性的限制,法律规范不可能将现实中的所有可能性都加以考量,只能为追求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而牺牲复杂现实世界的特殊性。具体到裁判文书说理方面,法官应当在遵从法律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个案的特殊性,运用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作出符合实质正义的判决结果。然而,形式主义是法律制度的根基,严格依法判决能最大限度保护法律的稳定性。过分考虑个案的特殊性以追求实质正义,难免会伤害法律的稳定性根基。在我国法律制度和社会环境条件逐渐成熟的当下,应以严格遵循形式主义的“内部证成”为基础,设置强制性规范,推动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遵循法律的形式逻辑进行法律适用的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