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逻辑探析

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贯穿着一条内在逻辑:自身世界观思想未成型之前,以他人的哲学原则为前提来研究现实问题;随着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发现哲学原则的荒谬和无用,就离开"哲学的基地",转向"实证科学"研究。在马克思的"实证科学"中,"实证"强调研究"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基于实证研究历史而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实证科学"。实证研究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最终实现哲学革命。     

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及其创新指向

我国的乡村治理状况不仅关系着广大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而且维系着国家经济与政治的整体发展,创新乡村治理体制对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在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合治"体制的学理构想并展望了此体制的构建路径。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逻辑脉络与伦理特质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逻辑脉络清晰,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责任意识、自觉的公仆意识。这些思想呈现出独具魅力的伦理特质,展示了厚重的民族情怀与宽广的世界视野的跨界交汇,体现了形象的话语表达与深邃的理性思维的情理合一,凸显了鲜明的时代气息与沧桑的历史意识的时空切换。并从伦理视角勾勒出"中国梦"的实现路径,着力于执政伦理理念凝练与制度伦理承载的同构同化,侧重于政治生态净化与社会风气重构的互促互动,落位于党性价值导引与人民福祉诉求的共融共汇。     

马克思的生态危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不是一个"反生态学者"。马克思在现代生态危机问题上具有深刻的思想洞见,认为"感性活动"是检视现代生态危机的存在论根据,生态危机和人际危机之间存在彼此内在的勾连,资本逻辑是导致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由,共产主义是化解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阐发马克思的生态危机思想,有助于澄清在生态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和责难,为我们深入把握生态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存在论境域,为审视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社会学批判视野,为诊治现代生态危机提供了切实的路径,为建设绿色中国梦提供了深刻的思想观照和方法论启示。     

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运行系统和演进模式研究

在构建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过程中,离不开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通过应用系统演绎归纳的方法,对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运行机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析。从组织子系统、知识子系统、技术子系统等角度分析了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子系统内在逻辑;从分解定位、超循环角度描绘了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运行规则。同时,探索出三种面向TRIZ的协同创新体系系统演进模式,即"1+n"模式、"n+n"模式以及"n+∞"模式。     

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苏改革模式比较研究

在西方学者看来,共产主义体制高度集中、过于僵化且缺乏创新,因此就改革的路径而言,以政治民主化改革为起点的苏联将完胜于不愿触动政治框架而单纯改革经济的中国。然而,中国改革的成果给西方带来了震惊。为什么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能够成功,而苏联改革却会失败?本文将对中国与苏联改革经验作比较研究,反思中苏改革背后的政治逻辑。     

论公安刑事执法的法治思维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对公安刑事执法而言,核心是依法办案,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关键是树立正确的刑事执法的法治思维方式。法治思维方式也称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理念、规定、原则和标准,依照法律逻辑来思考、判断、分析和处理法律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公安刑事执法活动主要是对刑事案件的立案和侦查,是检察机关起诉和人民法院审判的前提。为了确保刑事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     

以假币购买毒品的司法定性问题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在行为人使用假币骗取毒品等违法财产利益的场合,由于法律体系并不允许相互冲突的规范同时存在,并且行为的可罚性系建立在施予不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刑事制裁也并非是维持毒品交易中诚实信用的恰当方法,因此,不宜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基本案情]2007年4月20日16时许,黄某某与赵某某在云南大理市大红帆酒店咖啡厅交易毒品时,被当地公安局缉毒民警当场     

社会信任危机的逻辑形成及缓解之策

当前,社会信任危机问题几乎弥漫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的巨大障碍。本文以社会信任危机的逻辑形成为切入点,对社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一个分析框架,最后探讨了相应的缓解之策。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才能制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危机。     

高校长聘教职制度:历史发展及其演变逻辑

从西方长聘教职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来看,长聘教职制度的产生是环境的产物,是由教师个体发起,群体呼应,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制度设计,是学术系统的内生型制度;而中国高校长聘教职制度却是由院校发动,政府有限支持的外生型制度.长聘教职制度本质上是由院校而非教师控制的制度,院校发展目标、政策取向、院校财政能力直接影响着长聘教职制度的存废与改革,反映了院校和教师之间复杂的权利关系.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背景下,中国高校长聘教职制度的推进必将成为释放教师学术活力、缓解院校财政压力、形成多样化岗位聘任方式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