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来地方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之探——以云南省Y市为例

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发布,拉开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帷幕。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并向地方改革的纵深推进。改革以来,地方监管任务增多但监管资源保障不足,监管专业化趋势强但基层监管能力不配套,监管责权一致的要求与监管部门职责不明依然有矛盾,监管的优化服务需求高但监管服务品质不够,监管更需要协同共治但监管力量依然分散,地方复制中央机构设置但编制、资源、能力无法与之相匹配。地方监管体制改革,要以监管功能为导向,条块协同为方法,加强新时代监管人员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学习,打造灵活有力、目标清楚、多级、多元参与的监管模式,实现监管的共治共享格局。     

构建云南边境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云南作为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边疆省份,近年来社会治理持续向好,但目前依然面临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根本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云南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结合云南实际,只有加强边境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才能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多元共治——以南宁市X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加快推进,不少城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城中村,原有农村的村级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转变为新的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转型发展,城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仍处于探索之中,发展过程面临诸多困难,原因也是来自多方面的。因此,需要政府、村组织和社会等治理主体共同施策,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助推城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广西南宁市X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当下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缩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选取作为分析样本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研讨。     

智慧治理的时代面向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迈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它呈现出超越物理时空的要素整合、平台经济时代的技术赋权和代码规制的秩序导向等时代面向;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建模塑造、自由与控制的同步增长、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内在张力、法律变革中的规制难题、智慧发展中风险规制等全新挑战。因此,就需要确立包容性、法治化的智慧治理原则,探索技术赋权、多元构建、共享发展的智慧治理机制,加强新型立法的有效规制,构建技术伦理规范和风险控制机制,进而塑造良善的智慧治理秩序。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的特征、着力点与实现路径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速,不断促使城乡社会转型,基层社会治理也迫切需要作出新的调整:统筹城市治理和农村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以不同量级的城市为节点,具有地域性、枢纽性、自主性等特征。理解市域社会治理要处理好地方所为与中央所求、人民所盼的关系,坚持常态化治理和风险防范两手抓,注重数据治理和情感治理有效融合。实践中,要通过党建引领、完善政府负责体制、坚持全周期管理、打造市域社会治理信息综合一体化平台、提高人员素养、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措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市域特色、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线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底线价值。相对于全球伦理视野中的底线伦理,底线价值是底线伦理的内在依据,底线伦理则是底线价值的外化和规则化。共在正是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遵循的底线价值。风险社会的到来使得当今人类持守共在的底线价值变得极端重要和十分紧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化解人类"存在之忧"必须遵循共在这一底线价值,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是基于这一底线价值的伟大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底线价值具有公共性、反思性、共情性和约束性。践行共在的底线价值,就意味着一种自律或自我限制,教育引导和法律约束都刻不容缓。     

社区自治与共治的模式整合及其优化路径——以苏州市山池街道为例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效能关乎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基于苏州市山池街道居民自治与社区共治的基层实践,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分析新形势下城乡社区整合型治理模式形成的驱动要素,从治理清单、服务供给、组织能力和治理单元等方面出发,探索基层治理中权责不对等、"悬浮式"服务、"...     

逃税罪中的行刑反转条款:原理与解释

逃税罪中的初犯免责条款,本质上是行刑反转,背景是针对行政犯的行刑协同共治,目的既在于避免再次刑事犯罪,也在于避免再次行政违法,从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在解释这一条款时,应当基于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紧密联系,将接受责令改正纳入到"接受行政处罚"的考量中,建立"责令改正+行政处罚"的二元互补型行政法治理结构,确保合规的实现。解释"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时,需建立审查机制,确保在惩罚效果保留的前提下发挥出反向激励效果。审查结果必须经过刑事诉讼程序作出,审查对象是行政处罚(责令改正)的实际效果,在行为方式上应体现为行为人主动参与。通过解释,对逃税罪的治理最终应形成"责令改正+行政处罚+刑事惩罚"的梯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