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回应力:内涵、价值取向及提升路径

政府回应力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显著特征之一,具体表现为政府能对社会及其公众的利益诉求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回应。政府回应力的提升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提升政府回应力的路径选择:逐步提高公务员素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制度与机制建设;强化政务公开和共享;推进公民的有效参与;强化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冲突与衡平:乡村“微赌博”治理研究——以D县法院100份调查问卷为样本

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微赌博"在部分地区较为盛行,运动式惩办、因应式惩治和过度依赖刑法手段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乡村"微赌博"与"半熟人社会"结构下乡村失序的自治失效、乡村道德观"嬗变"的德治失灵、治理手段单一且力有不怠的法治失策有关。其治理困境在于基层组织难有作为导致的自治不畅,乡村道德文化体系崩塌导致的德治不畅和过度依赖刑罚手段导致的法治不畅。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治理的逻辑轨迹,探索多元共治,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思路;乡序重构,以多方参与为治理关键;事后惩办,以"法治"为最低道德底线的治理衡平思路。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五水共治,治出发展好局面———浙江谋划推进抓治水促转型简

浙江以“五水共治”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以“重整山河”的雄心壮志和壮士断腕的豪迈斗志，铁腕治污，铁心治涝，铁面执法。进一步治出转型升级的新成效，治出面向未来的新优势，治出浙江发展的好局面。     

从共谋走向共治:治超执法中罚款票证的法治悖反与回归

在中国的公路货运治超执法中,行政执法者与货运经营者之间存在一种合作违法的共谋关系,其产物便是"年票""月票""车贴"等罚款票证.以罚款票证为切入点,通过对共谋关系的前提条件、初步形成、扩大发展的考察发现,这种共谋格局是由执法者主导的非均衡性共谋.执法者主动寻租并最终俘获了货运经营者.共谋关系的破解之道指向依法共治,而建构政府先导型依法共治格局,是非均衡性共谋的破解之道.在宏观方向上,要解决依法共治的"元治理"问题;在中观实现机制上,发挥依法行政对于公民守法的引领、先导和示范作用,推动共治中上行下效守法机制的实现;在具体举措上,通过技术赋能率先实现严格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