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效能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理解“十三五”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脉络。全面理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应置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场景,从“嵌入”和“激活”的视角加以阐释。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党政体制优势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运用,它将党政体制的权威资源、环境法治的制度资源以及公众参与的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为贯彻最严《环保法》以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赋能增效。在此基础上,基于现有的研究证据,建构一个整体理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治理效能的综合框架成为必要。所以这里运用政策执行理论,厘清政策行动、政策产出以及政策结果的分异与联结,进而呈现“美丽中国—‘最严环保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地方党政机关—排污企业—环境质量改善”的作用链传导机制。     

邻避行动的内在运作逻辑及其回应路径

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邻避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邻避行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与动因。行为和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抓住居民内在认知、质疑、价值诉求、动机直至集体行动的运作逻辑,理清不同阶段邻避行动发展的驱动诱因,即政府与居民间信息不对称,居民对社会信任的缺失,政府对居民诉求消极回应,成本收益不公的理性考量,邻避行为的自发演进等,并采取建立政府与居民互动机制,重塑社会信任基础,注重社会人文关怀,优化利益补偿方案,及时规避邻避行动等有效回应路径,治理邻避问题。     

邻避问题中的利益失衡及其治理

利益失衡是邻避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表现为负外部性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和环境风险在地域与社群中分配的不均衡.然而现有治理方式并未回应失衡的利益结构.要解决邻避问题中的利益失衡,首先要在立法上明确邻避设施利害关系人的法益,避免利益衡量在行政过程中流于形式化.其次要转变决策模式,赋予邻避设施利害关系人话语权.最后要在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利益补偿、监管保障四方面完善利益衡量与平衡制度.     

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的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国家行政管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挑战。国家行政管理只有不断改革和创新,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     

近代"宁波帮"的企业家精神

近代"宁波帮"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对我国民族经济的近代化和宁波近代工商金融业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推动宁波帮企业家不断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内在动因就是企业家精神.近代宁波帮的企业家精神,主要表现为劳动勤俭精神、开拓创业精神、团结互帮精神、奉献履责精神.     

十九大后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过酝酿期和萌芽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即将完成初创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基本建成,成效不断地显现。但同时也还面临现实的重点难点问题、制度构建的薄弱环节和体制、制度运行中的梗阻问题。只有加强体制优化、制度整合和机制创新,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更大的实效。     

涟漪效应与官民共鸣:城市大型邻避冲突演变过程中的信息传播与动员

在一些城市的大型邻避冲突中,邻避信息传播和动员过程大致经历了关键人物的商议、地方精英的讨论、地方精英向亲友的传播、精英的亲友向普通大众的扩散、抗争积极分子借助媒介建构当地邻避共识、向外地公众求援和平息等七个阶段。邻避信息传播呈现从精英向大众扩散的涟漪效应。地方精英的亲友是联结地方精英与普通公众的纽带。地方精英及其亲友可能隐蔽地传播负面信息,甚至可能采取体制内的抗争行动。体制外的部分邻避行动者通过口头、互联网、手机传播有关邻避设施的负面信息并动员体制外的抗争行动,塑造当地舆论场,并试图影响外地舆论场和境外舆论场。体制内外行动者传播的抗争信息和采取的抗争行动可能产生彼此激励的抗争共鸣效应。涟漪效应和官民抗争共鸣也存在于其他一些政策议题之中。邻避信息传播本质上属于政治传播。     

风险建构、地方性知识与邻避冲突治理

如何有效地治理邻避冲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地方政府通常基于公共利益和专业知识来推进邻避设施的选址与建设,而公众通常将邻避问题置于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风险感知中加以考虑,以一种地方性知识生产方式来建构风险议题。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政府与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形成了风险异议,进而产生了邻避冲突。要有效破解邻避冲突僵局,就要强化基于风险沟通的合作性知识生产方式,促进政民之间开放性、审议式的良性对话,同时警惕权力与技术的合谋,重塑公众对政府风险监管的信任。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历史贡献、现实转型与改革建议

从督察功能、督察事项、督察模式、督察方式、督察重点、追责对象、督察规范化、督察体制来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正在实现转型,从督促地方端正生态环保态度、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营造良好守法氛围为主要任务的阶段,步入增强生态环保基础、提升绿色发展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阶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制度对于生态环保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用巨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督察缺乏法律层面的依据;人大、纪检监察委等作用有待加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关系需要理顺;督标督本并举,但督本不足;问责层次需要提高。建议加强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衔接,明确法治依据;将环保法律巡视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建立督察中央部门的机制;设立专门的中央自然资源督察制度或者将自然资源督察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重点督察地方经济和环境保护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情况;适度增加对市县级党政主官的追责。     

间接正犯的概念及与教唆犯的界分

间接正犯的成立要求利用人存在现实的意志支配,对被利用人的属性不做限定。间接正犯的意志支配包括基于胁迫的意志支配、基于错误的意志支配和基于组织性国家机器的意志支配。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区分的关键在于犯罪支配,间接正犯支配了构成要件行为的实施,而教唆犯并没有取得对犯罪事实的支配。胁迫型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分规则是答责原则,行为人威胁他人使其丧失答责能力的,成立间接正犯。错误型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分规则是抑制动机理论,行为人隐瞒真相,从根本上消除了实施者反对动机的,成立间接正犯。利用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儿童犯罪,利用者应认定为间接正犯。在幕后者发布的命令能够通过强制力获得贯彻,并由可替换的执行者实行时,幕后者构成组织支配型间接正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