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邻避冲突是指由邻避设施所引发的,居民有组织地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手段向党政机关或者运营商表达意愿、提出要求,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行为或者活动。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呈现出发生频繁化、对象广泛化、过程组织化以及目的政治化等特点。邻避冲突不仅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更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造成了危害,必须从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完善风险消减机制、加强舆情回应和监控机制、依法治理邻避冲突事件等方面入手提出对策。     

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及其借鉴

被害人危险接受是指被害人意识到危险并且自己积极地走进危险,或者被害人单纯被动地意识到危险,从而在被害人和行为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被害人危险接受通常出现在过失犯之中,其核心问题在于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影响行为人的不法。对此,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持否定态度。与此不同,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认为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应当考虑其对行为人不法的影响,因为按照自我答责原理,每个人只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被害人自我答责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我国司法实践应当借鉴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以便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平和正义。     

试论中晚唐时期宰相子弟的科举避试及其原因

唐代前期,宰相子弟在其父兄当政期间参加礼部省试的现象还偶有记载;至唐后期,宰相子弟在其父兄任相期间则往往回避应举,推究其源,年龄问题、累举不第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而避嫌却是其中最关键的原因。自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后,贡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事务机构开始直接面向中书门下负责,此后宰相主要通过擢选主司、详覆举子文卷等手段对礼部省试工作进行干预;中唐尤其是德宗以后,随着宰相擢选主司权力的日渐稳固,宰相在贡院放榜前就已通过主司呈榜等渠道干预取士工作。出于宰相在录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唐代后期当朝宰相之子弟须主动避试,而违例者将会受到谏官弹劾。     

城市邻避冲突的社会风险及规避机制分析

邻避冲突是围绕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冲突。城市邻避冲突有风险,它是因城市邻避设施风险所引发的风险,是相关民众与地方政府互动不良的结果。它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积聚过程,从对地方政府围绕邻避设施的决策开始,历经质疑地方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利益诉求表达的受挫等环节,因之所引发的焦虑不断在相关民众内部积压、升腾,最终在特定节点爆发,引发邻避冲突,社会风险由潜在转变为现实。它导致社会失序,也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城市邻避冲突需要规避,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需要预防,为此我们应认真考察其积聚机理,处理好各个关键环节,既要改进决策机制,确保决策民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又要精细补偿机制,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还要完善沟通机制,确保全过程的沟通渠道畅通。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公众参与的反思与走向——以若干典型垃圾焚烧发电厂公众维权事件为实证分析对象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政府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契约式管理,是政府与社会资本进行合作的重要路径。实践证明,公用事业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环境影响,尤其是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厂等项目,容易产生"邻避效应"并导致项目失败。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是化解"邻避效应",矫正公众弱势地位,实现善治的重要保障。健全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公众参与,应强化公众的知情权、安全权、受尊重权与结社权等权利。在实施层面,应把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公众参与环节提前至授予特许经营权之前,对特许经营企业课以相应的信息公开责任,同时,加大对相关知识的科普,提升公众参与能力以及完善相应的民意反馈与监测机制等,以对政府特许经营活动施以全面的监督与约束。     

邻避冲突在中国:问题与挑战

邻避冲突的“样板戏”正在中国巡演,并多呈现出“无规则互动”的特征.究其原因,包括项目决策机制缺失多多、参与式民主举步维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姗姗来迟、官员追责机制不完善、环保部门的不作为.邻避冲突提出了政府该如何维稳的挑战.改变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模式并进一步厘清权力和责任的边界、赋予民众更多参与本地治理的制度化机会、企业合规经营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论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模式及制度框架

邻避风险规制所涉主体有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与技术专家等,他们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与风险管理中具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基于风险知识的专业与信息的异化,不同主体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方面会形成不同的判断与体认,这已使我国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陷入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需要重塑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合法性。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基于当代政治法律理论的支持,能够平衡风险规制中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符合我国社会现实需要,其制度框架由基本制度和操作性制度构成。     

媒介化抗争视阈下中国邻避运动的定性比较分析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邻避设施引发的抗争运动层出不穷,现有成果多以单个案例为基础进行研究,缺乏对邻避运动产生机理的解释。结合社会运动、媒介化抗争理论,以我国的邻避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多案例综合分析发现,抗争组织形式、抗争性剧目和参与者主动使用媒介是邻避运动演变成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必要条件组合,行政体系分化对邻避运动的演变影响力较小,精英同盟分裂和框架过程对邻避运动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是必要条件;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作用于邻避运动,并没有地位上的明显划分。重视公众的合法权利,加强邻避设施选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塑造有效的"解释框架",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实现国家治理"媒介化",掌握传播主导权等,是政府预防邻避事件的重要途径。     

邻避冲突治理:环境科普教育的分析视角

公众对邻避设施产生的风险认知偏差是邻避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与当前环境科普教育的薄弱有直接的关系。从环境科普教育→环境风险沟通→环境风险认知的演进路径表明,环境科普教育在环境风险认知中处于基础性地位。从加强环境科普教育切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能力,以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偏差,有助于邻避冲突的治理。     

包容性治理:邻避冲突治理优化的新视角

邻避冲突作为一个国际性难题,对社会善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治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未来如何构建更为有效的邻避冲突治理模式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包容性治理以平等、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为邻避冲突治理优化提供了新视角。笔者在包容性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深入研究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政府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探讨邻避冲突治理优化路径,以期为邻避困境的有效解决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