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与铁路人身侵权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铁路运输涉及的侵权现象是现实生活中侵权行为的多发领域,刚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将原本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铁路法等处理铁路侵权案件的法律依据进行了重新归纳与表述,但也给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如何正确理解与选择适用新法与旧法的问题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本文结合即将生效的侵权责任法,联系铁路侵权案件的具体实践,在对铁路运输侵权责任及其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铁路运输侵权责任应该以不同侵权类型为根本,从而确定应当适用以侵权责任法为核心的归贵原则还是沿袭以往的相关法律依据所确定的规则原则,进而体现法律的公平.     

“邻避”行动的社会生成机制

就国内的经验看,"邻避"行动既非居民的情感宣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不同类型的邻避行动有着迥异的生成机制。经济理性、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三种行动逻辑分别主导着污染类、风险集聚类、心理不悦类三种典型"邻避"行动的生成过程。而社区压力与从众心理、社会信任缺失与无效的风险沟通以及居民过度的风险想象等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让孤立的"邻避"行动演化为群体性"邻避"冲突成为可能。有关部门要清晰界定经济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切实尊重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权利,逐步恢复社会信任,化解"邻避"冲突时更多地考虑并满足居民的价值与情感诉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城市发展中“邻避冲突”风险及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所引发的公共冲突问题不断增加,其中邻避冲突问题最为突出。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和谐稳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应从"邻避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多元主体协作参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等三个方面化解风险。     

从日本城市化中的政府调控看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日本城市群的发展汲取了欧美的教训,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在取得成就的历史过程中,日本也曾经历过"城市病"阶段,其政府的有效调控措施,对城市群的系统化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推动作用。日本政府调控的核心经验是依靠法治路径,这一点对广州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在政府引导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严格遵循法治化的思路对城市化发展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予以解决,依照法治路径积极全面地履行政府责任,营造一个国际商贸活动能够有序发展的法治环境,是广州定位"国际商贸"发展城市化,并提升与强化自身作为"国际商贸中心"这个地位发展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德国的调解观念及其启示

我国目前对调解的研究偏重于制度建构与经验实证这两个层面,缺乏对调解观念的体系化研究。德国调解的实践兴起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是其观念却具有普遍性意义。调解被认为是一种以沟通为基础并借助调解人的帮助和公正的程序来自负其责地获得纠纷解决方案的办法,它以人的尊严和程序公正为价值基础。调解人保持中立姿态,运用倾听、传达、沟通和磋商的技巧以及专门的知识来解决纠纷。完整的调解包括五个基本阶段以及一个起始阶段和一个执行阶段,并有其目标与界限。德国的调解观念在调解的原则、程序、界限以及调解人的素养培育等方面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中国人是否“厌讼”的历史考察

在对于古代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中,厌讼似乎成了不言而喻,人人皆知的特征,成了广为认同的一种概括。然而,如果我们放弃用当今理论或术语去剪裁古代社会的做法时,会发现对诉讼的规避完全是文化、制度、经济等社会客观因素造成的,中国古代民众在心理上并不"厌讼"。     

兽医昆虫驱避剂的合成及筛选

以家蝇作为生物模型，对作者自己合成的４０个芳香化合物进行了筛选。结果表明，其中１５个化合物的百分驱避率与ＤＥＥＴ（１ｍｇ／ｃｍ￣２）相似（Ｐ＞０．０５），８个化合物的有效驱避时间较ＤＥＥＴ长（Ｐ＜０．０５）。液体化合物的沸点与活性间无明显相关性（Ｆ＝３．９８，ｄｆ＝３０，Ｐ＜０．０１）。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