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全团带队 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努力奋斗

近年来,柳州共青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贺信精神和第八次全国少代会精神,落实团中央三个意见要求,从机制、组织、队伍、活动4个方面夯实全团带队责任,擦亮少先队工作品牌,实现少先队科学化发展。强化领导畅运行。落实市县区团委书记班子专题研究。     

知责 担责 履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知责、担责、履责,不仅关乎个人工作态度,更关乎能否坚持讲政治、提高政治执行力,关乎党和人民的事业兴衰成败。党员领导干部要把知责担责履责体现在行动中、落实在岗位上,真正做到认识到位、行动自觉。     

京津冀协同视角下的大气污染治理

由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展水平与功能地位存在差异,各行政区域政策呈现碎片化特征,环境成本和责任与经济效益长期处于不对等状态。不难发现,我国的环境法治理结构存在瑕疵,导致大气治理出现地区政府各自为战的局面。因此必须转换地区政府政绩优先的思考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线,以人为本作为根本制度出发点,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与平衡。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政府整体责信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探索一条政府、企业、法律、公众等不同群体互联互动的横向区域协同治理路径势在必行。     

德国的调解观念及其启示

我国目前对调解的研究偏重于制度建构与经验实证这两个层面,缺乏对调解观念的体系化研究。德国调解的实践兴起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是其观念却具有普遍性意义。调解被认为是一种以沟通为基础并借助调解人的帮助和公正的程序来自负其责地获得纠纷解决方案的办法,它以人的尊严和程序公正为价值基础。调解人保持中立姿态,运用倾听、传达、沟通和磋商的技巧以及专门的知识来解决纠纷。完整的调解包括五个基本阶段以及一个起始阶段和一个执行阶段,并有其目标与界限。德国的调解观念在调解的原则、程序、界限以及调解人的素养培育等方面对我们颇具启示意义。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中国人是否“厌讼”的历史考察

在对于古代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中,厌讼似乎成了不言而喻,人人皆知的特征,成了广为认同的一种概括。然而,如果我们放弃用当今理论或术语去剪裁古代社会的做法时,会发现对诉讼的规避完全是文化、制度、经济等社会客观因素造成的,中国古代民众在心理上并不"厌讼"。     

兽医昆虫驱避剂的合成及筛选

以家蝇作为生物模型，对作者自己合成的４０个芳香化合物进行了筛选。结果表明，其中１５个化合物的百分驱避率与ＤＥＥＴ（１ｍｇ／ｃｍ￣２）相似（Ｐ＞０．０５），８个化合物的有效驱避时间较ＤＥＥＴ长（Ｐ＜０．０５）。液体化合物的沸点与活性间无明显相关性（Ｆ＝３．９８，ｄｆ＝３０，Ｐ＜０．０１）。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