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配偶继承权制度立法修法之争及启示——以配偶继承权与夫妻财产制的关联性为中心

域外配偶继承权制度立法或修法之争显示,配偶继承权是和夫妻财产制紧密相联的,要构建配偶继承权制度,必须注意与夫妻财产制相对应,以平衡对配偶继承权和对直系血亲继承权的保护。因此,在夫妻财产共有制下,无需修改现行《继承法》有关配偶的继承顺序及份额,亦无必要通过规定居住权即用益权以及先取权再行保护;但在夫妻约定财产制下,则有必要通过明确配偶的继承份额和特留份这一有效方法,保障别产制下的生存配偶在另一方死亡时的财产清算。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老年配偶的必继份制度、建立后位继承制度来保障老年配偶的继承权,构建少子高龄化下的我国配偶继承权制度。     

浅谈婚外恋中的第三者是否构成侵权责任

我国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侵犯配偶权的离婚过错方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这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保护更进了一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第三者"的责任并未有任何规定,第三者确实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轻则一时出轨,重则长期同居。婚姻法仅就达到重婚和同居程度的"第三者"侵权行为加以了法律上的规制,并且该规制仅仅停留在了夫妻双方离婚的损害赔偿问题上。因此,应当在法律上确认婚外恋中第三者的侵权责任。     

论配偶权的侵权责任法保护

配偶权是一种对物性的对人权,具有对抗不特定第三人的效力,其受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并无理论上的障碍。各国或地区的司法实践之所以对此做法不一,实际上是其立法政策考量的结果。尽管我国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但无过错配偶方并不能依此规定请求有过错并导致其婚姻破裂的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受害方不能得到有效救济。配偶权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价值所在,在于其在保护婚姻自由的同时实现社会正义,并对离婚破裂主义所带来的弊端进行矫正。在完善我国有关立法时,应考量我国的伦理道德因素、社会因素及其他因素,有条件地承认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受侵权责任法的调整。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共犯问题

本文案例启示: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果其配偶系非国家工作人员,配偶不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共犯。如果其配偶也系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不宜对配偶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在配偶亦犯有贪污、受贿等犯罪,有一定证据表明家庭巨额财产与配偶的经济犯罪存在高概率时,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配偶刑事责任。     

向“小三”索要精神赔偿

《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但是这仅仅是发生在婚姻双方,而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的小三不必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这无疑是不公平的,为了维持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对＂小三＂的惩罚应该从道德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     

论“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者侵害配偶权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学界存有争议新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排除了第三者的责任。配偶权是绝对权,第三者作为义务主体负有不得侵犯的不作为的义务。本文认为第三者插足侵害了无过错配偶的配偶权,从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出发,不论其是否已承担过刑事责任,均应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论我国配偶权及其立法完善

配偶权是三大基本身份权之一,许多国家的立法及理论对其都予以重视,但在我国立法上却没有对其予以明确规定。本文从配偶权的概念、性质入手,强调配偶权的四大性质,即身份权、支配权、绝对权兼有相对权、专属性、权利义务相互性,并以配偶权最基本的身份权-为立足点,主张纯化配偶权的具体内容,明确规定同居权和忠实请求权,然后结合我国当前的立法状况指出我国配偶权在具体内容和救济途径这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该存在的问题从完善配偶权的具体内容和建立配偶权的民事侵权责任制度两方面提出适当的完善配偶权制度的建议。     

重婚罪认定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重婚罪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有配偶”、“重婚”、“结婚”等概念的理解,应结合有关立法及其相关立法精神来进行。前婚是非法同居关系的,由于欠缺重婚罪的犯罪要件,不构成重婚罪。     

赡养人配偶对赡养协议的履行

赡养人的配偶不属于法定赡养义务人的范围,对被赡养人没有法定赡养义务,被赡养人主张赡养人的配偶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法院不予支持。如果系赡养人与配偶之间就赡养老人达成协议,该协议约束的是夫妻双方,被赡养人不能以此为由向赡养人的配偶主张履行协议内容。如果系被赡养人与赡养人配偶之间达成协议,则应当审查协议具体内容并准确定性,进而作出正确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