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昌:世纪审判”的辩护人

刑法学素有"北高南马"的说法。北高指高铭暄,南马则指马克昌。后者可谓我国刑法学大家、学界泰斗,曾参与"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一"世纪审判"的辩护。     

小幽默

正清白在律师竭尽全力的辩护下,被告人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在法院门口,律师问被告人:"你已经获得释放,我们即将分手了。现在请你最后向我说实话,你是否真的犯了罪?"被告人回答:"律师先生,当我在法庭上听到你为我作精彩的辩护时,我才明白,我原来是清白的。"右手犯罪这是一起盗窃案。辩护律师说:"被告只是把右手伸进窗户偷了几件东西而已。他的右手不等于他整个人,怎么能因为一只右手犯了罪而惩罚整个人呢?"     

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基本功能——基于理论阐释与实证根据的比较分析

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辩护服务质量保障与法律援助成本控制两大基本功能,理论上说,公设辩护人(制度)较私人律师模式更具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工作热情高等优势,有助于其提供优质的辩护服务;而公设辩护人制度运作的专业化及"官僚方式"、可控性及可预测性、注重服务效率等特征,使其更能实现国家对刑事法律援助成本控制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美、英、加等国的实证研究佐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今年3月,立法机关从八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再修改,其中对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不限于"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的范围,而涉及《刑事诉讼法》的诸多方面。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讲,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是围绕保障人权、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强化刑事辩护职能而展开的。     

政府解辩性行政责任的理论探讨

现代社会的政府及其官员不仅要为卸责或失责的行为接受必要的制裁或惩罚，还必须为其角色、地位、职权和行动及其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等向社会公众进行解释、说明和辩护。这种解辩性行政责任内在于公民权利的逻辑当中，更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履行解辩性行政责任的途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信息公开和透明、做出解释和说明、表明立场和态度、加强互动与沟通以及教育和训练公民。     

美国无效辩护制度及其启示

无效辩护制度是有效辩护制度良好运行的必要保障。通过对美国无效辩护制度的考察，可以看到，无效辩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辩护的质量。我国辩护制度运行状况堪忧，委托辩护质量不高，指定辩护在司法实践中流于形式。就目前情况看，在所有案件中借鉴无效辩护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而率先在死刑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将无效辩护制度应用于委托辩护与指定辩护，不仅可行，而且紧急。但是，因为司法传统以及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对于无效辩护的判断标准、证明责任、救济程序、律师责任的承担等，我国应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思路。     

未成年人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实证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法律援助中一项重要制度,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指定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并贯穿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有利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通过加大法律援助经费投入,建立专门法律援助队伍,同时建立指定辩护律师监督、考核与奖惩机制,能有效提高办案质量。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存在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弥补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的不足和更加有效地监督、制约侦查机关。但是目前．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的情形比较少．侦查程序中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程序性辩护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我国侦查程序过于封闭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过于追求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注重对人权的保障．缺乏有效的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的救济手段。为此，需要对辩护律师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并构建程序性制裁机制以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辩护制度变化——以新旧法条对比形式出发

刑事辩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极大影响并推动刑事诉讼制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提升。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同时意味着刑事辩护制度的变化,以新旧法条对比的形式出发,详细解读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辩护制度变化。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通知辩护调查

新《刑事诉讼法》革故鼎新,将未成年人通知辩护提前至侦查阶段,然此项通知辩护职能在与公安机关固有侦查模式的磨合中,将会产生何种效果,又会产生哪些问题,这就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通知辩护进行调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