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夫·罗斯的权能概念

丹麦法哲学家阿尔夫·罗斯认为,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对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效果)的能力。就此而言,权能在本性上具有可能性、规范性、处分性、表示性;权能规范属于构成性规则;权能的理由是基于私人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治。但富有争议的是,根据以其命名的"罗斯化约定理",所有其他规范性概念都能够被化约为义务概念;又由于权能规范规定了创制义务规范的程序,并使得主体负有义务根据该义务规范而行动,因而权能规范也可被化约为义务规范。然而,通过否定化、关系化、潜能化三项逻辑运算可以得出,虽然权能蕴含着潜在的义务,但是反之并不成立。义务不仅能通过权能的行使,也能通过其他行为,譬如不法或犯罪行为,得到证立。布列金由此认为,罗斯在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化约主义立场。但是,权能规范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合秩序性创制的行为规范之行为规范,具有元规则地位;只不过创制行为所体现的私人以及公共自治具有不可化约性。在此意义上,罗斯化约定理的核心部分仍然是真实的,他关于权能的立场也是一以贯之的。     

论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中申请者保密规则的完善

卡特尔(cartel)是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所构成的组织,其目的在于提高该类产品价格和控制其产量。由于卡特尔对竞争具有高度危害性和隐蔽性,促使各国在反垄断中引入宽恕制度,鼓励卡特尔成员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合作,执法机构则为申请者保密。但在实际中,卡特尔受害者的民事诉讼常常要借助反垄断公力执行已取得的成果,因此,宽恕制度与反垄断民事诉讼有冲突。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宽恕制度中申请者保密规定不足,致使对垄断协议惩处力度不足。因此,应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申请者保密规则,恢复市场秩序。     

党建引领 多元共治

正随着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极大地改变了基层群众原有的居住形态,带来了利益、生活、文化以及公共服务需求的多元化,使得基层传统的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一元型"治理模式难以为继。为破解这一难题,都江堰市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要求,以融入式党建为治理牵引,以院落(小区)基本单元为治理依托,以培育多元社会组织为治理支撑,以规则导向为治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规则体系

全球化背景下,经贸往来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国两岸四地法律制度间的交往。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代表的合作规则,形成了沟通与协调四地不同经贸法律制度间的重要机制。基于对四地间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实践在制度安排、规则结构、效力层次以及内容调整等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了合作规则不仅是有别于四地各方法律制度的一种新的规则体系,更是形成了各方相互间经济合作的共同体规则,对四地间的经贸交往与合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介责任下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认定的完善

将现有的中介责任过错认定规则进一步细化,例如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形态中的过失进一步细化为“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对于具有“重大过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其排除“避风港”规则的适用;对具有“一般过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给其进入“避风港”享受免责的机会.相应的,应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认定的标准进一步细化,明确其在何种情况下属于“重大过失”或“一般过失”,加强“避风港”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刑事侦查辨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侦查辨认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司法人员组织的对与犯罪有关的人、物品、文件、尸体或者场所进行辨识的活动。辨认笔录是其呈现的证据形式。实践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包括:侦查辨认准备不适当、违反辨认规则、辨认笔录的制作存在瑕疵、对是否应当组织辨认把握不准确等。建议从构建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侦捕、侦诉、诉审关系出发,建构辨认规程、辨认笔录审查机制、辨认配套制度等制度,加强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权等权利和其他辨认参与人权利保障方,以期缓解上述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辨认制度。     

公证“免责规则”的探索

一、公证免责规则的价值分析本文拟从公证行业及从业人员防范、降低风险的角度尝试探究公证免责规则的运用,并借用相关职业的概念表述引入免责规则,如法官按照程序规则、医务人员按照规定流程都存在免责的规则内容。与其他职业的事后、外部评价判断不同,公证行业的免责规则更倾向于行业及从业人员在事前、内部进行评估和决策,因此更具积极性和前瞻性,更符     

民商合一下民法典中商行为规则设置的比较研究

现代世界各国和地区,民商合一成为发展趋势.从最早的1881年《瑞士债务法》到最近的2009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其民商合一下关于商行为规则的设置各有特点,从而适应本国或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总体而言,民商合一并非是消灭商事规则,而是将商事规则通过一般化而使其上升到能够同时适用于普通人和企业的行为规则;同时,对于不能或不便一般化的商事规则,则仍然在相应法典章节中予以特殊化安排.我国在编纂民法典时,应当借鉴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与合理的做法,使其既体现国情,又能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     

直面司法疑难案件的双重历史面向

司法案件分为一般案件和疑难案件，一般案件就是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就能得出可接受性结论的案件，绝大部分案件都是一般案件，都不会进入大众的视野，不会成为社会的焦点，不会聚光为舆论的中心。但是疑难案件不然，疑难案件超出了一般案件的职业性之外，它提出了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普适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一个法律专业性问题。     

监察体制改革"纪法衔接"的法理阐释及实现路径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界线,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历程。法治反腐不能仅依靠国法,因为法的空缺性决定其腐败预防的不及时性及腐败治理的不全面性;而法的开放结构,又为国法接纳党纪,共同服务于法治反腐实践奠定了法理根基。在坚持法治反腐理念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中国特色反腐实践过程中积累的党纪资源优势,促进"纪法衔接",是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的重要目标。在法治反腐意义上,党纪与国法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因此,不论是强调"党纪高于国法"还是认为"国法高于党纪",都是伪命题。正确发挥党纪与国法在法治反腐中的功能,就必须要以两者为基本素材,构建体系化的法治反腐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