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避风港”的“中立”前置要件研究

我国《电子商务法》和《侵权责任法》忽略"中立"要件,使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受到"避风港"规则中"知道"要件的检验,过度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影响电子商务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欧盟和美国均规定了"中立"作为责任承担的前置要件,对两者立法、司法的比较研究可提炼出"技术中立"和"地位中立"的明确标准。该标准结合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可解释现有"知道"规则,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持"中立",承担合理的责任。"中立"前置要件的设立一方面可以遏制网络侵权的商业化泛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     

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

法律论证的推论规则为论辩思维确立了逻辑导向。在司法实践中,法律断言的证成需要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规范性作为支撑,从而推进特定合理意图作为决策要素的参考性甚至规范性要素。论辩对话在言说当中直接针对表述本身,而表述背后发挥规则性与机制性引导作用的,主要是论辩主体的论辩逻辑思维。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建立在论辩前提或者依据针对特定立场的论证力量上。盖然性推论普遍存在于证成结论而诠释因由的言说当中。通过层次性呈现论证推导的隐含前提,有助于论者识别、分析和评价其推论模式及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定义论及其在法典编纂中的应用

定义论是(语言)符号论的一部分,是确定某个语言符号之意义或者其句法结构的理论。它与概念论在诸多方面皆不相同。古典定义论提出了属加种差的"标准公式",现代定义论则在改进其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精致和具有区分度的定义理论。定义论包括定义类型理论与定义规则理论两部分。定义类型理论的基础在于区分名义定义与实际定义,立法活动涉及...     

大学内部规则的治理功能

目前,我国对大学内部规则的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现有研究称谓也不尽相同,研究重点一般也放在其法律性质及效力上。本文在明晰大学内部规则的含义、性质及其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其治理要素以及其组织、管理、监督和激励功能,并指出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内部规则存在的些许问题。     

论对“公法人”民事强制执行的限度

对政府等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民事执行案件中存在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可能有碍公法人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损及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如若不能对公法人实施强制执行，则会导致私权无法实现，有损司法权威。因而，为平衡私权之实现与公益之维护，对政府等公法人的执行须遵循必要的限度，给予其“规则礼遇”。对公法人财产的执行，以不影响公务推行为限度；对公法人执行程序的适用，应以维护其良好的信用和权威为保障；对公法人执行措施的适用，应考虑其依法行政的特殊主体地位和有序、高效推行公务，履行公务的履职要求，应限制适用间接执行措施。     

盗窃案件证据标准统一问题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38699例文书为例

基于数据挖掘方法从中国裁判文书网采集38699例盗窃案件法律文书,分析法院裁判盗窃案件中证据使用的地域、法院层级、程序类别和年度分布等差异。研究发现,我国盗窃案件裁判文书中对八类证据的体现程度不一致,司法机关对八类证据的采信程度不同;法官裁判案件常采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很少直接标明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据准则;法院确认或采信的证据远多于不予确认或采信的证据,法院在采信证据方面存在证据类型差异、时间差异、地域差异、法院审级差异、程序类别差异等多方面差异。改进法院裁判证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需要国家在加大案件物证取证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力度以及提高司法机关的认识程度等多方面做出努力;提高裁判机关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认识程度并加大国家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有力保障,以此促进该项证据标准落地。     

论电子数据的同一性

电子数据的同一性证明必须以其双重载体特征为基础,一方面证明外部介质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证明内部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笔录记载、第三人见证、鉴定意见等是对电子数据同一性认定的常见方式,庭审对其审查时也应从双重特征着手,针对不同证明对象,适用不同审查规则,以确认电子数据的独特性和流转路径的完整性。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IBA国际仲裁取证规则》介绍

三十多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起ICC国际仲裁案件发生在1986-1987年期间,涉及此前签署的一起外贸合同:某中东企业与中国南方的一家外贸企业在1985年签署了一份数量巨大、单品价格低廉的轻工产品的供货合同,但由于订单巨大,导致来不及生产加工,使得该中国的外贸企业没有能在合同规定的时间期限内交货而违约。该中东企业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