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专家学者热议“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

2012年2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的"两个证据规定"实施状况评估研讨会在海口成功举行。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最高检:修订、解释、贯彻新刑诉法

2012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本次修订主要是对新《刑事诉讼法》设定的制度进行细化,对检察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工作程序、操作程序作出规定.     

《鹿特丹规则》的“单证托运人”之规定——兼与FOB卖方权益零保护观点之磋商

通过对几个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相关条款的理解,分析海上运输合同、买卖合同以及付款方式,进而指出在《鹿特丹规则》下FOB卖方的地位。与此同时,提出出口商应如何处理买卖合同与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如何处理提单签发问题,如何减少风险,维护自己的权益。     

论医患冲突中的权利限制

医患冲突的频繁发生有多种原因,但医患权利内容的混乱、错位以及模糊不清所导致医患权利配置的不平衡、不协调是很大的因素,使得医患双方在权利行使过程中无所适从,从而导致冲突的一再发生。有效地规范医患双方权利,特别是对权利的有效限制,是解决医患冲突的重要手段。     

行政法官在发展社会政策中的作用

<正>行政法官有一种严重的、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低人一等的情结。①相比于"真正的"法官,他们对自身的地位过度敏感。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却使其他法官黯然失色。尽管他们的价值常常受到成本—效益(cost effectiveness)的衡量,但最重要贡献却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方面。②鉴于行政国家的发展,他们已成为政策发展的关键角色。正如伟大智者詹姆斯·兰迪斯(James Landis)所言:"对行     

当法律的格式化要求遭遇民俗纠纷的非格式化现状——以丧事礼金分配为视角

一、问题:现行法律规则无法涵摄丧事礼金分配纠纷原告何某与其夫庹甲共育有一子五女,被告庹乙系原告何某与其夫庹甲之子,其夫庹甲于2010年12月15日去世。庹甲去世后,原告将庹甲生前的积蓄12000元交给被告庹乙,用于办理庹甲的丧事。     

间接证据案件的定案规则探析

间接证据不能像直接证据那样一步到位地证明案件事实,而是需要通过推理来间接地证明案件事实,因此,间接证据案件更加考验法官的分析和推理能力。两高三部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由此,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归责原     

谈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理解与适用——以修正《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2010年7月1日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意味着中国刑事法律正式确立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笔者认为,对我国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一个认识和理解过程,其适用应该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以更加完善的排除程序确保该规则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一、正确认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我国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并非广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