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明权:基础透视与制度构建

在我国民诉法并未规定释明权的情况下 ,近来这一概念却在审判实践甚至法院的文件中频频出现。这一动向昭示着司法实践存在对释明权制度的客观需求 ,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释明权的制度基础是辩论主义 ,为适应现实的需要 ,我国民诉法应对释明权作出明确规定 ,但与此同时其基础培育、观念更新应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法官告知变更诉请行为的独立价值

在民事诉讼中 ,法官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不同于释明 ,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法官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背“处分权原则” ,而应视为对“争议恒定原则”的补充与完善。同时 ,法官对此一事项的告知亦非当然地与“法官中立原则”相对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3 5条确立了“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义务” ,其动机是合乎诉讼逻辑的 ,但在具体规制上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法官释明问题探讨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诉讼过程中法官得否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的问题持否定态度。各国立法的规定以及学界的讨论也大体遵循此种思路。该问题涉及到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文章通过诉讼时效及其抗辩权、释明权和诉讼模式的分析,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权法官释明的具体标准,并对我国诉讼时效抗辩权法官释明的构建提出几点思考。     

建构我国释明制度之合理性探析

释明制度的核心是法官的释明权。法院行使释明权在一定程度内是法院的义务,从另一角度看则是权限,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则可能违法。在建立和运用释明权时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的问题,否则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可能重又回到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释明权制度反映了在尊重当事人诉权的前提下以审判权给予当事人适度救济的司法理念,在性质上不同于将审判权置于诉权之上的职权干预模式。     

虚假民事诉讼的司法解析与规制——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施行为契机

虚假民事诉讼是法律制度正向建构、不断完善与虚假诉讼行为人反向利用、挑战秩序两造之间博弈与冲突的表现,虚假诉讼的诉权承载了行为人侵害他人权益和司法秩序的恶意,诉权的扭曲导向审判权和审判程序的功能异化.司法机关应及时通过构建虚假诉讼的释明承诺机制、发现识别机制、审查判断机制和制裁威慑机制防范和规制虚假民事诉讼.     

对我国民事诉判关系的再思考

基于当事人主义的法理、尊重程序主体性的需要与保持法院中立性之要求,法院的审理对象和范围应该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保持一致,既不能超判,也不应漏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诉讼理由与法院的认定不一致时,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要求法院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对法院未告知、当事人不变更的处置尚缺乏明确的规范。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优劣互见的处理方式。回归民事诉讼公正、有效率地解决纠纷的目的,尤其是扩大一审解纷机能之需要,遵循民事诉判关系的基本法理,从健全与完善诉讼请求的合并规则并辅以法院的释明两个方面来合理构建民事诉判关系的规则体系。     

法官释明的界限探析——当原告请求额低于实际可请求额时

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模式正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在此过渡阶段,辩论主义和处分权得到彰显。法官释明作为辩论主义的有效补充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广泛,对辩论主义、处分权以及法官中立原则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但由于释明的范围缺乏明确界限,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释明或消极释明,导致当事人权利难以保障。文章结合德国、日本对释明权范围的具体规定展开讨论。     

论公证释明的设立和行使

公证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是保障实体法正确实施的程序性法律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我国《公证法》第二条的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可见，公证是提供真实、合法性证明的一种法定的非诉讼程序。公证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解决纠纷，而是预防纠纷的发生。公证要发挥预防纠纷的作用，     

浅谈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

设立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正的审判,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解决争端。证据的收集是民事诉讼得以开展以至实现公正审判的基础。本文拟通过对证据收集制度的理论分析,从理念和实践的角度探讨我国民事证据收集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关于完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探析与思考

作为从职权主义过渡到当事人主义的产物,"外来物"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在我国从理论界到实务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至今在立法上仍未明确规定。而在本文看来,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确立确实有一定的必要,但是,如果一味的夸大法官释明权的作用,势必会导致其在审判实践中的扭曲,不仅未能达到确立该制度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司法公正施行。因此,本文将从我国在确立释明权制度上的多个法律问题进行思考,并更多的从审判实务出发立足于我国的司法实际,对于如何更好的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官释明权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