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官释明权

释明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一项新的法律制度 ,该制度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比较落后 ,对释明权如何行使又缺乏具体规定。因此 ,有必要对释明权的内涵、性质、诉讼价值以及行使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论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释明权的情况下,近年来这一概念却在审判实践甚至法院的文件中频频出现.这一动向昭示着司法实践存在对释明权制度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暴露出我国许多理论知识上的混乱与不足.受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我国释明权的行使存在诸多的弊病,法官权限过大,其职权的扩展-释明权-往往使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     

民事案件事实争点释明模式建构

相较于二审法官,一审民事法官的工作较多地集中于事实认定上,而精准的事实认定离不开科学的事实争点整理工作。在这个层面上,说事实争点整理是基层民事法官的一门必修课,是不为过的。这些琐碎的工作,表面上看起来对审判结果影响不大,深究下去,却关乎当事人的切身权利,与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密切相关。但是,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对事实争     

我国新诉讼资料释明的反思与重构——以《九民会议纪要》与《新证据规定》为中心的解读

《九民会议纪要》系统总结了我国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中的释明规则,并呈现出新诉讼资料释明的发展趋向,要求法官避免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借助释明实现纠纷一次性解决。不过,新诉讼资料释明在我国并无规范基础,也无广泛的实践支持,其背后是对《证据规定》第35条第1款规范目的的扩大理解与适用。《新证据规定》第53条第1款将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单一目标转换为当事人权益保护、最大限度节约司法资源以及促进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多元目标,其不仅不排斥释明,反而与释明形成有机统一体。《新证据规定》要求释明应建立在当事人辩论和案件审理焦点的基础之上,通过案件事实的明确化和完整化识别当事人的诉讼目标,由此将《九民会议纪要》中的新诉讼资料释明拉回当事人权益保护的范畴,强调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以《新证据规定》为基准,《九民会议纪要》并未真正在我国建立起新诉讼资料释明,相关释明依旧限于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资料范畴。     

论法官对证据行使的释明权及其约束机制——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是诉讼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尤其表现在证据领域之中,一方面可以防止法官心证的秘密性,另一方面,能真正有助于充实审理内容,及时保护当事人之实体上及程序上利益.应该正确把握民事诉讼中是否适用释明的情形与释明界限和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与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内容.同时,法官对证据行使释明权应该受到规则之治、裁判制度、上诉制度及社会舆论监督的约束机制.     

试论民事诉讼中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

设立法官释明权制度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价值、程序公正价值及实现司法效率。确立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应从释明权的内容、范围 ,行使释明权的时机、方法 ,应遵循的原则及法官的素质要求等方面加以考虑     

公证程序中的释明

我国《公证法》第27条规定：“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的,公证机构可以要求补充.公证机构受理公证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将告知内容记录存档。”笔者认为。该条款首次规定了公证人在公证程序中的释明权，在制度上完善了公证程序的审查手段。有利于全面有效地保证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     

中间确认与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论评

中间确认在本质上是法院的一种实体性裁决,具有中间性和确认性二个特点,在效力上具有预决效力.法院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属于法官释明权,但已突破了传统释明权的范围.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理顺诉讼逻辑、提高诉讼效率、体现人文关怀,从而使民事诉讼机制更趋于合理.但其仍然在理论及实践上存在诸多困惑,出路是引入外国法中的中间判决制度以及确立诉之预备合并制度.     

论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权的正当行使

法官释明权在我国民商事案件中的确立，是我国民商事案件诉讼程序追一步完善的一种体现。法官释明权的行使与否以及行使是否适当，将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本文即从保护诉讼当事人权利的角度出发，论述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权的行使问题。     

民事诉讼释明权的规范和完善

民事诉讼释明权弥补了当事人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存在的竞技能力上的不足,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处分原则与司法干预的平衡,有利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实质平等。释明权行使主体、时间、内容、方式、法律效力及不当释明法律后果的具体完善是释明权制度发挥实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