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才聚力 兴滇富民——我省人才工作发展综述

“力争通过5至7年的努力，使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更加科学规范，人才环境更加优越，人才总量大幅增长、素质大幅提高，人才布局更加协调，人才价值得到充分体现。”2004年2月底，省委、省政府召开首次全省人才工作会议，着力推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如何提高“三重一大”制度执行力

从近年来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实践看，腐败现象的发生往往都与“三重一大”事项有关。特别是国有企业“一把手”重大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进一步暴露了部分国有企业在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国有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制度执行力，规范企业领导人员决策行为，防范决策风险，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老汉抢劫并求重判,称“入狱养老”

近日,因持刀在北京站广场抢劫,69岁老汉付达信被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后,自称抢劫是"为了反映生活困难问题"及"入狱养老",付老汉恳求法官重判自己,     

假冒商标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侵权行为包含三个要素:即在"同一种商品"上、"相同的商标"和对商标的使用.正确理解和界定这三个要素,是定罪的前提和关健.只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人意识到其销售的可能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就有认知的一面,尽管还不是确知,也应认定为"明知"."两高"的司法解释确立的入罪"门槛"是适宜的,所确定的数额较大与巨大的比例也较为合理,既明确了侵权与犯罪的界限,又注意了定性与定量的协调统一.应当将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又销售伪劣商品的这种情况视为法条竞合犯罪形态,按照重法优于轻法原则,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字本位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种证据观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种证据观：字本位的证据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证据观。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证据观是字本位性的。表现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书写”或经典为中心。现代中国发生了证据观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汉字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证据观，即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言、象”为中心。“去汉字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性证据现，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对记者“诽谤罪”立案是三重犯罪

2008年1月1日,《法人》杂志刊发了记者朱文娜《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3天后,西丰县公安     

刑事错案的三重标准

错案纠正、错案赔偿和错案追究之错案的判断标准均不相同。建立刑事错案的三重标准,符合现代刑事诉讼规律,有利于加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改革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和错案追究程序,有利于刑事错案三重标准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     

红寺堡区——举办劳模先进事迹报告会

泾源县委组织部在深化拓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中，带头创先争优，确立了组织部门要营造“四种良好风气”、实现“一创建”目标。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