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活动安保法治化模式分析——以布里斯班《G20安保法案》为样本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重大活动安保面临诸如恐怖主义风险、社会秩序稳定风险、社会治安风险、公共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诸多风险,各国在举办重大活动期间,均将确保安全作为安保工作的中心工作。法律规范作为重大活动安保中具有高度强制性的“权威工具”一直被各国所重视,由此形成了重大活动安保法律保障的“专门型法治模式”“授权型法治模式”“分散型法治模式”三种主要模式。2013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议会为布里斯班G20峰会制定了《G20安保法案》,通过专门立法对G20安保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了安保权力的来源、程序、限度、救济等内容,较好地解决了重大活动期间公民自由权益与公共安全利益的平衡问题,为重大活动安保法治化提供了实践样本,值得各国研究和借鉴。我国举办的重大活动日益增多,构建以《重大活动安保法》为主导、地方性立法为配合的立体化安保法治格局,是提高我国重大活动安保法治化水平的重要选择。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身自由即时强制制度之完善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相关主体的人身自由权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是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不得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过度减损.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人身自由即时强制措施的规定在适用对象范围、期限、实施主体、配套保障制度及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难以妥善应对重大突发...     

涉疫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研究

涉疫网络谣言的有效规制,事关防控疫情秩序维护的大局。根据网络谣言来源,涉疫网络谣言可分为“空穴来风”“偷天换日”“夸大其词”“认识偏差”等四种类型。刑法规制的涉疫网络谣言严重偏离事物的本质特征,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现实危害性。刑事司法实务应对涉疫网络谣言的诽谤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区分,以辨明此罪与彼罪。     

WTO其他缔约方对华特别保障措施的本质特征与应对

中国入世时作出了有关特别保障措施的承诺,近年来,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制订实施特别保障措施的立法和启动调查乃至实施限制措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对华特别保障措施的不合理性及相应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其单向性、歧视性、模糊性、程序的简易性等若干方面,应在对此有清楚地认识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求防范于未然。     

恐怖主义给美国上课

对于美国而言,“9·11”事件带来的不仅是惨痛伤亡和损失,也对其推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甚至其根深蒂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造成重创。恐怖分子在和平时期发起的这场袭击,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无疑给美国好好地上了一课。     

学习“七一”讲话：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勇于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中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在建党8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理论勇气,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深入开展“严打”斗争 确保治安大局平稳

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保证全省的社会政治稳定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目前,我省社会政治稳定,治安大局平稳,总体形势是好的。但是,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大量存在,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一是迭赖集团的分裂渗透活动,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以及“法轮功”邪教组织策划的扰乱活动依然严重存在。二是刑事犯罪案件逐年上升,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多发性案件居高不下。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贯穿江泽民同志全部重要论述的总纲,也是贯穿“七一”重要讲话全篇的总纲,具有里程碑意义。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是全篇讲话理论性最强的部分,是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来所作的一次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它的重大理论创新在于回答了我们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身体力行落实“三个代表”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极其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深刻揭示了迈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其先进性如何体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的根本规律。学习和领会“三个代表”的思想,关键在于身体力行,坚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