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述评及现实思考

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与发展。“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向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生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①哈氏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现代性与环境衰退

自然之成为人类的环境,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产物;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取缔了“神道主义”宗教的近代人道主义“宗教”的产物,就此而言,“环境”事实上和现代性是同步诞生的。包含在近代人道主义“宗教”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实质是以工具理性为认识和行动模式、以个体主义的功利主义为伦理准则的非常狭隘的占有性主体观,它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之排他性的、掠夺性的征服和占用。资本主义是这种占有性主体观的制度化体现,这个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把环境作为“外部问题”的市场为运行机制、以利润为基本目标和动力的体制,必然会以其不计一切代价的扩张、短期行为、以及对第三世界的环境剥削等而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寻找不到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这种可能的途径,必须越出资本主义之外来寻求。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价值的崭新定位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价值定位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对发展价值做出的科学定位。这无论从物质基础、文化基础,还是从群众基础来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国初期党的合法性基础与民主党派

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建国初期党在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与实践活动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有效整合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利益认同,拓展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了执政基础。     

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本原性阐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最初阐述.这一阐述内含的意蕴在于,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阐述是以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为前提、与对当时空想共产主义的批评相联系、以理解了“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及其所彰显的方法论特点等方面,对这一意蕴作了论证.     

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取向——兼论执政合法性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 ,提升执政伦理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的 ,二者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逻辑关系。必须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建设的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     

略论中国入世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的重构

中国入世将对现行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该原则重新予以审视,并在结合WTO规则对司法审查要求的基础上,对其予以补充和创新。     

社会主义民族:天高地阔养族性——中央“12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之三

本文从族性演化的视角解读中央“十二条”中的第三条。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社会的族性因素随着历史演进不断再生并实现总体张扬。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为族性张扬积累了优势资源,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长期存在,正是民族社会族性因素持续演进的客观反映。而对社会主义民族族性再生现象的真切理解,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法律适用之检讨

在同一债权上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保证人与物上保证人责任平等,债权人有选择权。基于此“责任平等”学说,检讨现行《担保法》第28条及其解释第38条规定之不尽合理之处,从二者并存时的责任优先问题、相互求偿问题和责任承担问题等三个关键环节上分析,初步构建较为完备的法律适用规则,以期担保法调整此类关系时会更为衡平正义。     

“见危不救”犯罪化的层次分析

社会对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定的.对其价值判断的这种一致性,使得对其犯罪化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对见危不救行为动用刑罚加以调整,使人们自愿承担救人于危难间的义务,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我国刑法中应增加"见危不救罪",但要有严格的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