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如何区分重罪与轻罪

重罪与轻罪是刑法中的一对重要概念,重罪与轻罪的区分主要应该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和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定刑即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以期能对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重罪与轻罪的问题有所帮助。     

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研究

转化型抢劫罪,又称准抢劫罪,构成该类犯罪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从抢劫罪构成特征考察,并结合司法实务,先行的盗窃等行为不必受数额较大标准的限制;由于主观意图结合的中断,盗窃等罪的预备、中止形态不符合转化的条件;另外,以盗窃等方法实施其他犯罪,又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能否转化,应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反思过度客观化的重罪案件证据裁判

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证据裁判已然成为中国刑事诉讼尤其是重罪案件裁判的关键话语之一。晚近十余年来,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规范表达与实践面相与普通案件的证据裁判逻辑逐渐分离。重罪案件证据裁判开始走向高度客观主义,不可否认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理想化、绝对化的色彩既与诉讼制度和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存在诸多悖离,也可能导致证据收集、运用与评价的一些问题。因此,应当审视中国当下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取向,反思高度乃至过度客观化的刑事证明理念、立法与实践,在重罪案件裁判中重构一种既注重客观证明,又兼容合理推断的平衡型事实认定模式。     

法院参与合规案件的路径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需要法院的参与。实践中,法院也确实以多种方式参与了合规案件的处理,但法院的参与方式需要理论建构。在定罪程序中,未来公司犯罪的司法应当注重组织体责任论与传统理论的融合,这不仅更符合责任主义原则,还可以激励企业合规。与此同时,需要合理甄别合规计划的有效性。在量刑程序中,需要注意把握合规计划对量刑的调节限度,注意避免罪责评价错位问题,并慎重对待审判程序中的合规监督考察。在不起诉案件中,法院可以通过参加听证会的方式参与轻罪不起诉程序,使听证程序更为科学合理;在重罪不诉的问题上,无论是当前的司法还是未来的立法,都应当慎行。即便要确立重罪不诉制度,也应当同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以约束可能滥用的诉权。     

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的推广,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的比例虽有所提升,但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对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其适用率整体偏低。落实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在于明确其价值并优化适用程序,以实现其中蕴含的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因案制宜”修复社会关系、益于取证强化证明体系等价值。在保证重罪案件慎用从宽处罚的前提下,着重厘清其与从严打击重大犯罪的关系,避免重罪与轻罪认罪认罚程序的同质化问题;确保适用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注重社会效果、保证控辩平等、妥善应对舆论、防范渎职风险;在程序上进行优化,从而实现诉讼效率与诉讼效果之间的平衡。     

重罪案件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重罪案件社会危害性大,刑罚严厉,对证据的要求更高。在缺乏直接证据而主要依靠间接证据定案时,需要运用间接证据的证明标准理论,确保证据确实充分,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结合证据的推理均符合逻辑和经验,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实践中要注意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使所有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对案件事实整体的认定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从“高度盖然性”的角度推导出“唯一性”结论,从而还原案件的客观事实。     

找准着力点强化重罪案件自行补充侦查工作

重罪案件案情重大、证据复杂,既是自行补充侦查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本文以重罪案件自行补充侦查中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提出重罪案件自行补充侦查的完善路径与强化措施。一、重罪案件自行补充侦查中存在的问题第一,自行补充侦查意识不强,存在认识误区。     

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实务认定

司法实务中,故意杀人案件的发生可能伴随一定程度的被害人过错,且被害人过错的程度逐渐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一个关键情节。由于相关法律规范尚不完备,对该情节的适用出现了各种不一致的情形。结合实践案例,系统考察重罪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的规范依据、内涵厘定、要件分析及其他关联概念的实务认定,可以为相关案件中的检察履职办案提供参考。     

冒充警察查扣违章车辆牟利的行为定性

[案情]2014年二三月份,犯罪嫌疑人王某、宋某与付某三人预谋后,以抢劫车辆为目的,购买警服假冒警察查扣车辆牟利,先后多次冒充警察拦截路过车辆,以车辆行为人证照不符,或者没带驾驶证等理由查扣车辆。司机给他们塞钱就放行;司机实在不出钱的即将车辆"扣押"。先后共"扣押"轿车3辆,之后转卖1辆获赃款1.5万元,3辆轿车经鉴定。     

“套路贷”犯罪罪数认定问题探析

“套路贷”犯罪触犯的基本罪名是诈骗罪。由于“索债”行为的多样性,同时又可能触犯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或绑架等十余种罪名。认定罪数既要立足于法益保护,坚持全面评价,又要注重人权保障,禁止重复评价,还要符合认知规律,做到整体评价。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立虚假债务后,通过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非法“索债”,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择重罪处罚;通过虚假诉讼非法“索债”的,择重罪从重处罚;通过暴力、胁迫、绑架等直接“索债”的,诈骗行为升级为抢劫、绑架等重度侵财犯罪;在侵财犯罪之外侵害被害人其他法益,构成犯罪的,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