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村党员管理的主要任务有哪些？

第一,要提高农村党员的素质。要加强对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教育和培训。要把参加培训作为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要把经常性学习与集中培训结合起来,把政治理论教育与实际工作技能培训结合起来,每年适当集中一段时间,对农村党员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对他们进行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知识和先进适用技术培训。在培训的形式上可采取集中授课、外出参观、现场观摩、对口交流等。有条件的农村还可以对农村党员进行正规化的学历教育。通过学习培训,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思想素质和工作水平,提高带领群众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掌握新形势下     

关于做好2007年度《当代广西》发行工作的通知

《当代广西》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管主办的广西唯一的党刊。它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的喉舌,是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载体,是自治区党委、政府用以指导、推动全区各项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自治区党委联系全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     

浙江唱响构建和谐社会主旋律

<正>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强调顺和、协调,力避抵触、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一时间,“和谐”旋律响彻神州大地,“和谐”建设沸腾大江南北。在浙江,注重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相融,注重经济社会的和谐互动,注重各类社会成员的和谐共处,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如今,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文明、平安、和谐的浙江巨轮,再次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迎风畅航。     

基层公安机关执法为民的实践与思考

“执法为民”是公安机关执法思想的核心。“二十公”指出,坚持执法为民,最基本的要求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各项执法活动中充分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笔者在工作实践中强烈体会到,只有不断强化执法基础,不断明确执法思路,不断优化执法方式,不断整合执法资源,不断改善执法环境,才能实现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执法为民”的思想理念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一、强化执法基础笔者在同辖区老百姓打交道时,一位普通市民说的好:当樊城的治安状况稍有起伏时,老百姓抱怨最多的是警察…     

台湾省政治变局与陈水扁的执政困境

以2005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和年底县市长选举结束为发端，台湾政局逐渐出现民进党上台以来的最大变局，陈水扁执政开始进入“后扁时代”。引发岛内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标榜“清廉、本土、改革”的民进党政府迅速沉沦，人民对执政者的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深感困惑与震惊，并逐渐失去耐心与信心。岛内在2006年所兴起的反贪倒扁运动，目前仍未能引起人们对2000年政党轮替后所出现的岛内乱象的省思，民进党隐藏在“爱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旗号下的选举利益考虑和“台独”路线，显然无法产生推动其转型的内在力量。引发台湾政治变局的结构性因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继续主导岛内政局走向。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对泰兴市的调查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问题专门下发了“一号文件”。2005年，中央将“三农”问题继续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发了一个“一号文件”，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及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从此进入了新的快速增长期。从泰兴市分界镇、河失镇、宣堡镇、珊瑚镇、张桥镇等几个乡镇的调查情况看，2005年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农民增收的基础仍较脆弱。     

团结务实创新 建设和谐平罗

平罗县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在区、市党委、政府的领导、关怀、鼓励和支持下,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较大进步。     

高新技术企业与多层次资本市场

企业的发展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综合因素，而资本的力量对于企业的发展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的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资本的渴望和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包括投资者、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各部门神经的一个问题。企业的融资难已经由来已久，因此中小企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接非常有意义。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