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程序多元化事实调查机制研究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事实的调查通常是围绕着检察机关的有罪论证展开,整体呈现为一种以公诉方为核心的事实调查机制.但在量刑事实调查的场域,由于失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约束、对被害人参与模式的偏好以及控审分离原则失灵等特点,使得由公诉方主导的一元事实调查格局在量刑程序中不复存在,辩护方、被害人以及审判者作为量...     

我国盗窃罪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影响因素解析——基于1674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自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实施以来,传统的量刑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受现行法律框架、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我国对于盗窃罪的量刑在认罪认罚制度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为了完善认罪认罚在处理盗窃犯罪中的适用,以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判决文书为实证研究依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我国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总结影响盗窃罪量刑的诸多因素,探索不同因素下的量刑差异及其相关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可以为盗窃罪研究理论在我国的繁荣提供实证依据,进而为司法人员在盗窃罪量刑时更为准确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刑事犯罪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之基层检视——以A检察院为样本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一方面,该制度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犯罪结构变化这一现实国情的,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其是遵循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规律的,有利于提升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推进,如何让其能更大程度发挥正面效应,本文以基层A检察院实践现状为切入口,展开相应的微观探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证研究——基于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判决书的分析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媒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问题日益严峻.通过对168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审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正面临着保护法益界定不清、法律适用偏差、量刑不适当等诸多问题.未来应从事前预防入手,明确法益保护立场,规范该罪的定罪量刑活动,优化刑罚适用,实现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的有效...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如何被滥用的？——以许霆盗窃案判决书为范例的分析

本文拟通过对广州中院前后两份判决书的分析,对许霆案所涉及的定罪理由、量刑情节、量刑程序等问题,进行反思性的讨论。通过对法院在许霆案中的裁判推理方式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讨论,本文不仅关注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诸多方面,而且还要以许霆案为范倒．对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深层原因进行一定的反思。     

潜逃归案疑犯的量刑规范

鼓励疑犯归案的司法目标必须与威慑犯罪、打击潜逃行为相平衡.通过潜逃行为获得量刑优待,是疑犯潜逃的重要诱因之一.不仅如此,司法人员对潜逃疑犯从宽处罚有着内在的动力机制.将疑犯潜逃时间作为法定加重量刑情节,对威慑疑犯潜逃行为和防范司法机关量刑裁量权滥用具有重要的制度性意义.     

因应与转型：时代语义下的量刑建议精准化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的因应与支点,精准化量刑建议自提出之日便引发了学界关于此议题之实然与应然、缘何与该当等诸多问题的争论与思辨。为深入探究精准化量刑建议所涉的基本原理、回应精准化量刑建议的诸多质疑,学术研判当以诉讼模式转型的时代语义为主线,从精准化量刑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因应关系出发,围绕此议题之应然证成与实然省察的两个维度展开,进而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转型时代语境下此议题以"保障量刑建议之实质协商性,提升量刑建议之内在科学性,明定量刑建议之全面说理性"之三重维度为具体内容的本土优化路径。     

量刑建议实施程序研究

量刑建议形成、提出和变更是量刑建议实施程序中的三个关键阶段。量刑建议要阐明所建议刑罚的依据和理由。量刑建议的提出时机,应该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量刑建议应赋予出庭检察官一定的变更量刑的权力。     

新刑诉背景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工作的完善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从开始试点至今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了。全国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上都开展了量刑建议工作,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制度,量刑建议工作一直在质疑与反对、捍卫与坚持中曲折发展。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一些问题和挑战摆在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工作面前,那么在新刑诉法实施的背景下如何完善这项工作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