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建议权的有效行使

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以司法分权理论、程序过程理论为其理论依据。在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的标准上存在着两个误区——将审判监督权与量刑建议权行使标准等同和将公诉权中的定罪请求权与量刑请求权的有效行使标准等同。有必要确立有效行使标准的原则，并确立量刑建议权有效行使的宏观标准和微观标准。     

被告人参与量刑程序问题研究

近几年的量刑程序改革一直把重点放在检察机关与法院活动的变化上,却忽略了被告人对于量刑程序的参与。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之中不仅能有效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其本身的参与也正是程序正义的重要表现。刑诉法的修改与"两高三部"颁布的量刑规范意见一同为被告人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被告人积极参与量刑证据收集时,法检也应当履行适当的义务。同时法院对量刑程序应当适用变通的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这样才能使被告人真正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并有效地促进量刑公正。     

检察官在量刑程序中的角色定位

公正审判包括定罪公正和量刑公正,即准确界定被告人的罪名并施加与其罪行相适应的刑罚。按照程序正义原则,利害关系人的有效参与是树立程序权威的应有之义。因此,量刑公正的实现必须确保检察官和被告人的参与．且控辩双方的对抗辩论能对法官量刑裁判产生实质性影响。     

NAFTA本田汽车原产地规则案再探——兼论对中国区域合作的启示

北美自由贸易区在本田汽车原产地认定方面,强调了在像汽车这种由很多重要部件和次要部件经常在多数国家中组装而成的产品原产地问题的重要性。本田案件提出的根本问题在计算中如何衡量非本土材料在组件的本地含量,加工成本是否可以囊括在当地含量之内,进而通过重新定义的净成本方法解决该问题。该案对中国区域合作中海关在原产地认定方面也具有...     

社会结构因素对量刑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盗窃罪为例的案件社会学研究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而量刑正义是刑事正义的最终体现,只有体现于量刑公正、合理的刑事正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正义.[1]近年来,刑法学界有关量刑的著述大多以刑法原则为指导,[2]刑法条文为圭臬,鲜有紧密联系司法审判实践之作.为解决这一张力,笔者引入布莱克的案件社会学理论,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被告人的年龄、...     

哈特的法律体系自治性理论分析

法律体系自治性是哈特法律理论的核心命题。为了证明其合理性,哈特运用分析和描述的方法,提出了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相结合的法律体系自治性理论。但通过对于其法律体系自治性中支撑性概念——承认规则的分析后,发现哈特想要证明法律体系自治性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扒窃”入罪的理性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把"扒窃"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列入刑法规制的视野。然而",扒窃"是否一律入罪?"扒窃"型盗窃罪与行政处罚如何衔接?它与其它犯罪如何实现罪与刑的均衡?为准确适用法律,从"扒窃"概念与对"扒窃"行为的理解把握出发,结合"扒窃"的立法演变过程,论证了"扒窃"入罪的现实必要性,并就实务中出现的"扒窃"一律入罪论进行了探讨批驳,提出应对"扒窃"入罪进行限制;提出通过刑法"但书"条款、司法解释与量刑规范化统一"扒窃"型盗窃罪的定罪量刑统一尺度的观点。     

普法任务的分析与完善

普法需要在不断弘扬法律价值的同时，运用充分的司法资源来证实法律的正当性与公正性。通过了解具体个案的公正的事例，形成信仰法律的良性思维。     

开创判例法法典化、成文法判例化的双轨制法律体系

众所周知，判例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法律体系，肇端于英国并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它是一种以体现在判例中的法律原则成为法律渊源的法律制度。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判例法的释义：“是根据以往法院和法庭对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作的概括”。由此可见，判例法的根本所处是依先前的判例看作一种规范，并期望从中得到根据惯例应该，且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遵循和适用的原则或规则。法院确定规则的判决将会并且必须为今后的司法所遵循。这就是判例法的基本法律原则，即“遵循先例”原则。西方许多学者对判例法提出不少理论，撷其精华，即判例法是指以判例的…     

刑事证据功用筛选举证弊大于利

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关机关、部门和相关人员基于特定的要求和目的，对能够证实案件事实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科学技术鉴定资料等相关材料的总称。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参加人的地位与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对诉讼证据的筛选原则不同。指控机关可能仅注重于对被控方的有罪、罪重的证据，辩护方则可能侧重于无罪、罪轻或减轻、从轻的证据等。基于功用目的不同，客观上形成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举证的排斥性和对立性。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功用筛选举证，已构成了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危害，刑事司法实践中，这一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