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自白规则研究

本要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对加拿大自白规则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首先，阐述了自白规则的范围与存在意图；其次。就自白规则在运用上的程序性要求进行了探讨；此外，就加拿大自白规则的相关几个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最后，介绍了加拿大目前国内关于此规则的一些改革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加深对加拿大自白规则的了解，从而为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裸刑均值的意义

量刑的实际水平到底低于、等于还是高于法定刑轻重程度，是立法与司法之间诸多关系之一。以21省市77家法院7万多刑事裁量为样本进行观察，可以得出量刑的实际水平显著低于法定刑中线的结论。这个结论可引发一系列理论思考，并成为我国模范判例制度的依据之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取保候审的效力可否自然延伸至下一个诉讼环节

编辑同志: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均可以在各自的诉讼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效力是否可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中向下一个环节自然延伸。有观点认为,取保候审     

学学“匠人规则”

小时候，在老家农村看木匠做活儿，那木匠的一举一动在我脑际里打下了深深烙印，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把卷尺时刻揣在衣兜里，不时拿出来量一量、测一测；一支铅笔夹在耳朵上，经常取下来写一写、划一划。用不了多久，一件件崭新精致的门窗、桌椅板凳便呈现在人们眼前。     

陈水扁出笼又回笼

2008年12月12日，台湾上演了一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大逆转”戏目，先是检方宣布对陈水扁及其家庭成员等14人提起诉讼，对陈水扁甚至要求“依最严厉之刑量刑”。不过，就在舆论拍手称快，认为公理正义已经得到初步彰显之际，台北地方法院却在13日凌晨裁定陈水扁当庭释放。对此裁决，全岛哗然，不但有蓝营认为这是“纵虎归山”，就连绿营也是“一阵错愕”。     

论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建构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是我国公诉改革的一大重要举措，对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增强检察监督、防范司法腐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量刑建议制度的明文规定，但出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等因素的考虑，部分地区的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已就量刑建议制度作了一些试验性调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本文在归纳当前推行量刑建议改革试点中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从我国司法现状和发展要求出发，对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提出设想，以期环断完善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     

量刑原理探究

量刑作为一种法官就具体案件来裁决具体刑罚的司法活动,是受一定刑罚观支配的.近代以降,欧美刑罚观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嬗变过程.当下,我国主流刑罚观认为,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可以说.这一观点有失偏颇,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量刑表现为一个以终级抽象到终级具体的过程.为了实现我国量刑程序的正当化,需要从三方面进行完善,即量刑程序的分立、量刑建议的制度化和刑事裁决书对量刑的说理.     

我国刑法分则法定刑设置评析

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对各种犯罪所规定的应处刑罚的标准，它包括适用刑罚的种类和量刑幅度，公正合理的法定刑设置是确保刑事司法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但长期以来，由于理论研究的程度不够，致使我国刑法分则法定刑的设置存在一定的缺陷。尽管经过1997年刑法的修订．刑法分则在法定刑设置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法定刑的有些规定仍不符合确定性、合理性、明确性的要求，在某些方面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追究犯罪的障碍。影响了我国刑罚的目的、功能的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知识的文本比较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刑事司法学界,关于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知识和经验有很多介绍与论述,呈现出多种知识文本形式.然而,通过对拿来主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知识文本与实践中的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知识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在构成要素与要素的结构关系上,关于该规则的美国知识文本与中国传播的知识文本表现出很大差异,这种状况有可能对理解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制度的知识以及进行运用产生不同的结论.由此认为:在进行非法证据规则研究与实践中,如果片面理解该规则的历史文本,可能会造成对中国与此规则相关的证据制度建设问题的遮蔽,不利于对该项规则的理解、研究、发展和实践.因此,研究和实践要避免对文本的片面理解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