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的主流叙事——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为例的考察

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治思想源远流长的国家,一时间,让法学界无比兴奋。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与国度里,对法治的认知与表达及运行,可能千姿百态,但它无疑已成了人类普遍可接纳的治国理念。同时,法治又是一个太宏观和抽象的词语,法治的话题太大,大的没有边界,怎样让这个内涵丰富又具有时代气息甚至印有民族烙印的词语为普通民众所知晓,并深化于内心,成为每一个人内心的价值标准,一种信仰,怎样让这个宏观的话题具体化,平民化,都需要借助传媒的力量。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面对太复杂的社会背景,面对太多的元素变化,传媒人有责任将法治的内涵进行精确的诠释,传播与众,送法于民,有责任引领民众以法律为最高准则,树立规则意识,人权意识,甚至掀起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文化潮流。然而现实生活中主流媒体却越来越倾向于抛弃这神圣使命,反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仆从,值得深思。     

法律规范与生活逻辑:失火民事赔偿责任衍进的本土叙事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失火之法律责任,国家法律通常只明确了刑事制裁而无民事赔偿的规定;在民间的习惯法层面,失火人亦往往不担赔偿之责。不过在中国近代大规模继受西方民法的进程中,这一固有法的常态性规范渐被外来的侵权行为规则所排斥。中国近代的侵权行为立法,最终确立了失火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且不对过失程度作出任何限定。不过社会实证经验又同样证明,失火毋需赔偿之固有法规范虽被旁置,但内嵌其中的社会文化性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被积淀下来,并以一种生活逻辑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死刑案件证据规则的实践路径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反映了我国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对保障办案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执行和应用该《规定》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少的挑战。一是司法观念的挑战。《规定》秉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凸现了程序价值,这与我国政法三机关历     

经济刑法增罪规则研究

加强经济刑法的增减罪规则研究有利于公安刑事法制工作的顺利展开,本文侧重其中的增罪规则研究,应从准许入罪和禁止入罪两个反向思维的视角加以探讨.关于经济刑法增罪规则之制定规则,须逻辑递进且全部满足三个条件才可准许入罪:一是需要性规则,即经济的危害性之制定规则；二是必要性规则,即启动的被迫性之制定规则；三是可行性规则,即运作的效益性之制定规则.关于经济刑法增罪规则之限定规则,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就应禁止入罪:一是“法不责众”之限定规则；二是性质难辨行为之限定规则.     

让一线执法者真正拥有执法权——从治理交通秩序说开去

要真正推动依法行政,建设良好的可持续的法治秩序,应该改革和完善现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体制,真正做到让一线执法者真正拥有执法权,而且其智慧可以直接贡献给立法者。尊重一线执法者,控制行政领导影响一线执法的权力,依靠复议和司法程序来监督一线执法者的权力,是建设良好法治秩序的核心技术。     

村委会后选举问题治理与制度追加——以贵州省C村和T村为个案比较分析

针对村委会后选举问题凸现,本文试图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个案村庄村委会选举博弈,村民对乡村公共利益的关注,村务监督的缺位进行比较分析,以形成村委会选举后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及问题成因的更具解释力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使治理的各个层级追加制度,承担起主动辅助的责任,做实村民代表大会解决后选举治理问题。     

逆向机制横行下的社会“断裂”——访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宁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共识。中国未来要向何处去?现在是各有各的主张,思想不统一,认识不统一,没有一套话语体系可以解释。民众思想混乱就无法形成合力,其结果导致人人都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思考,都不会也不愿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论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一种"鉴定人不出庭鉴定意见排除规则",它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妥协规则,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性制裁,理论上讲是一种证据能力规则,即鉴定意见法庭调查方式如果违法,鉴定意见不得转化为定案根据。但是,法官可以自由决定鉴定人应当出庭的范围,这实质上是在启动该排除规则之前加入法官对鉴定意见证明力的判断,导致这项证据能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一种证明力规则。另外,即使在鉴定人不出庭情况下,对鉴定意见进行排除之后,法院又可以重新鉴定,出现了程序性制裁效果的"程序性回溯"。为降低不利影响,应当对这一排除规则进行限缩性解释。     

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在我国,以往量刑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随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行,量刑被提到了与定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也引发了对量刑的基础---量刑证据的关注。但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然司法机关相继出台的规定中,均涉及对量刑证据的规制,但这些规定十分零散,且不够完整与系统,相对于成熟的定罪证据制度而言,量刑证据制度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