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行为的类型化考量

故意杀人行为的定罪量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而我国刑法却只予以了简单的规定,致使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或本应以故意杀人罪评价的行为却在其他罪中评价,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类型化”的方法论指导。在我国对故意杀人行为进行类型化,有其历史基础和国外经验的借鉴;并且有其现实意义,即有利于我国故意杀人罪量刑基准的确定,有利于从立法上消减死刑条款,有利于处理《刑法》第17条第2款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对行为评价的不足。     

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引入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成了理论界研究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四川省什邡市检察院、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等也进行了量刑建议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什么是量刑建议呢?一般来说，是指公诉人代表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活动中，就被告人应当判处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度、罚金数额、执行方法等．向法院提出的要求。从国外立法来看，检察机关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是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制度所接受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不同，它们的量刑建议制度也各具特色。在普通程序中，英美法国家的检察官一般不就量刑问题向法庭提出建议，他们一般只提请法官注意适当的量刑原则，而大陆法国家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是非常确定而突出的。我国是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程序中建立量刑建议制度无疑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     

论量刑程序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量刑阶段法官自由裁量权是直接影响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状态的一项司法权力。由于法律的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原因,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宽,幅度过大。同时立法水平的限制,现行法律缺乏一个统一、详尽、具体的量刑标准,从而有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然而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只有从加强司法解释,确立统一量刑规则,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建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等方面予以适当规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量刑公正提供保障。     

以单位名义进行诈骗定性中的要点把握和立法完善

本文案例启示:单位意志与个人意志的区分需从单位是否具备适格性、意志性、组织性以及程序性等方面进行判断。个人借助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起诉阶段法定量刑情节的认定

近日,笔者办理了一起盗窃案。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高某取保侯审,经过审查案卷及传讯高某,盗窃事实清楚,应予起诉。就在笔者起诉时,科内一位同事发现高某与其六年前办理的一起强奸案被告人的情况极为相似,经调查,高某九四年因强奸罪被判刑,99年刑满释放,二000年又因盗窃药品被公安机关逮捕。高某应为累犯,理应重罚,却差点仅按新罪受审。此案引起笔者对起诉阶段认定法定量刑情节的思考。     

量刑规范化改革之我见

近些年来,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在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与探索。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本文试对该项制度的产生原因进行探讨,并探寻该项制度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浅析我国量刑程序的改革

量刑程序的改革正在我国法院试点并推进,为了促使这一改革健康深入地进行,关注程序改革面临着的系列理论分歧。笔者从量刑规范与量刑程序的改革孰重、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是否完全分离、被害人是否参与量刑、量刑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如何兼顾四方面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以探求真正适合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之路。     

构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

本文认为我国现行在押人员羁押表现奖惩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好坏与最后的量刑没有直接挂钩,导致法院在审判时对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的认定很难准备把握,也使看守所在在押人员管理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所以,构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意义深远,能更好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符合刑事一体化、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国内已经有几个地方基层司法部门率先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参照各地的做法与经验,谈谈笔者对在押人员羁押表现量刑化制度的设计。     

对显著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未经质证而采纳是否应抗诉

本文通过对典型案件的分析，指出在刑事案件中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而又未经质证的证据采纳后是否应该抗诉进行了分析。如果是对定罪量刑有显著影响的证据，且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证事实，应当通过公诉机关质证，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罪刑均衡原则视野下的挪用数额认定 对以后次挪用归还前次行为的分析

挪用公款中的犯罪数额的计算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或者一般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的计算并不存在法律上的争议．对其按照实际挪用数额或者累计数额计算已经成为理论及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对于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情形下的挪用公款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却是存在着众多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