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抗诉工作研究

正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诉讼规则》)第595条明确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提出的申诉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席法庭"。这是我国刑事申诉检察制度一个"里程碑"的变革,明确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出庭抗诉的职     

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正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涉及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主要目的在于解决传统犯罪在信息时代的"定量标准"即入罪标准和第二、第三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问题,而对于一些网络犯罪的"定性"问题则基本没有关注。要想让传统刑法的罪名体系能够适用于制裁网络犯罪,最根本的途径之一就是对具体罪状描述中的"关键词"的内涵和外延,结合信息时代和网络空间的特征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     

刑事古语：“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解读

虽然＂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在实质层面上有着机会均等和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尺度来决定刑罚轻重的合理之处,但刑法实践应在其通过机会均等所表达出来的动态正义观的启发之下,由形式的量刑平衡走向实质的量刑平衡,并以＂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所暗含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尺度而由形式的罪刑均衡走向实质的罪刑均衡。     

论量刑程序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量刑阶段法官自由裁量权是直接影响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状态的一项司法权力。由于法律的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原因,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宽,幅度过大。同时立法水平的限制,现行法律缺乏一个统一、详尽、具体的量刑标准,从而有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然而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只有从加强司法解释,确立统一量刑规则,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建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等方面予以适当规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量刑公正提供保障。     

由药家鑫案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2011年3月23日,西安中院在开庭审理药家鑫一案时,在场500名旁听人员收到了法院发放的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内容包括对此案量刑的意见。这种做法究竟是司法民主的进步,还是舆论压力的挡箭牌诚然,司法的民主化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防止权力的滥用,西方国家因此     

量刑规范化的程序性路径——基于程序功能视角的考察

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实质是量刑裁量权的公正行使,规范之目的在于确保量刑裁判的准确性的同时,维护其正义性。确立完善而又明细的量刑规则和构建合适的量刑程序,是量刑规范化的两条相辅之路径,后者更为前者落实之保障。从程序功能主义的视角观察,量刑规范所欲达致的量刑公正之目的,唯在一个恰当的程序中方能实现。本文之趣旨在于透过程序功能主义之视角,考察程序之于量刑规范的必要性,以期助益于量刑规范化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论量刑证据独立性的基础

受同态复仇的量刑模式影响，法定化量刑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存在。其导致刑事审判基本多集中于如何定罪，形成了服务于定罪，以定罪证明为中心的传统刑事证据法。量刑的精细化和传播的大众化，使得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从而为量刑证据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历史机遇。量刑的目标追求和指导原则是量刑事实特殊性的基础．量刑事实构成的...     

关于量刑程序改革的几点思考

2010年10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其后各个地方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在最高院的指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工作，大力推动了我国的量刑制度改革，但是由于我国有关于此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初步展开，在改革与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情节的把握———对59件危险驾驶案例的调查分析

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性贿赂与国际量刑

联合国曾将贿赂定义为最广泛最隐蔽的“不当利益犯罪”。2000年12月4日，联合国会员大会第55／61决议承认，无论是“权”与“色”的交易，还是“权”与“钱”的交易都属同一性质，属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