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后感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作为法律史研究中的范例之一,它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探讨了清代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其行文时运用的写作方法,以及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批判与继承等方面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本文试着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尴尬处境

乡土社会的本色是人与人通过私人关系联系起来并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的熟人社会。这种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结构以及依靠传统习惯维持社会秩序的特点是对国家制定法消解的原因之所在。移植的国家法是以权利为本位,主要调整陌生人社会的法律关系,其裁决结果与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念有所差别甚至格格不入。法律规避、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冲突、司法公信力消弱等现象即是乡土社会消解国家法的表现。国家法的这种尴尬处境势必阻碍法治化的进程。     

美国《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及其启示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日,美国出台了《２００８年紧急经济稳定法》以 化解金融危机。这部法案在制度设计上突出了困境资产购买、现有利益方保护 以及金融监管三个方面的内容。该法制度设计中所体现的强调以流动性保障金 融安全性的金融立法目的,强调实用性的金融立法内容以及坚持个人利益保护 下的国家干预的金融立法原则对我国金融法改革有着重要启示。     

“水和油”抑或“水与乳”:论英国普通法与制定法的关系

普通法和制定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英国法上的基本问题,也是在与普通法相关的问题中最为困扰国内法学界的话题之一。英美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主流观点是油水关系说,即此二者源出不同,并肩流淌,彼此独立;其形成原因则在于普通法法律职业阶层对作为立法者意志之体现的制定法的排斥。但实际上,这一说法从来都不是事实。它们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彼此交融的,因此本文认为,与其视此种关系为"油和水",还不如视之为"水和乳"。     

刍议少数民族地区公安执法工作——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调适为视角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全国影响甚大,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不相符时,基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选择执法依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公安执法存在的问题、民族习惯法的概念以及民族习惯法对基层公安执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寻找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指导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公安执法。使基层派出所在执法过程中,既保障我国国家制定法在全国范围内的权威,又能最大程度地适用民族习惯法,增进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     

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和合

羌族有着灿烂独特的民族文化,尤其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卓有建树。羌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如何处理国家制定法与羌族民事习惯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史上,两个文化系统不断地交流碰撞,产生了各种冲突,需要寻求解决之道。笔者认为应当在此问题上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分析两者的冲突,提出和合的解决方式。     

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刑事习惯法的辩证思考

在壮族历史法律文化的长河中,壮族刑事习惯法是壮族习惯法的重要内容,曾经是国家刑事制定法的重要补充。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壮族聚居区,壮族刑事习惯法长期以来是调控、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习惯法,其财产刑的广泛适用,寻求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对处理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对受教育权“平等”的理解及保障

一、对受教育权"平等"的理解 什么是受教育权?首先,从权利主体而言,它应涵盖全体公民,即不分年龄、种族、信仰、政治经济地位,人人享有这一权利;其次,定义应当体现在由人类需要决定和支配下形成的社会关系中,受教育权是现实世界人的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第三,受教育权反映在一国制定法中,是一项法定权利,公民是在法律之下享有这种权利(虽然有时法定权利只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全部落到实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受教育是全体公民根据法律的规定平等享有的接受各种形式教育的基本人权.     

法律多元视野下回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异同与互补

以法律多元论的视野看,回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很多的相同性。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冲突。国家法注重统一性而难以关照到特殊性和回族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国家法不足的特点决定了对回族习惯法不能一概予以消除,而应当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在立法层面上,要充分考虑和尊重回族习惯法,并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在司法层面上,既要自觉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又要自觉运用回族习惯法资源,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