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的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从中国传统司法角度考察

一、错案与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严格按照法律规则评价案件处理结果正确与否,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即所谓形式合理性法律的特点。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于:法律是人类和谐和秩序的生活的行为准则,它同时也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尺度。适用法律中,一旦根据法律预设的既定规则对人的行为的判断结     

刑事错判证明标准的名案解析

错判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蛰伏性,错判的认知具有模糊性和对抗性,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的错判证明标准的实例解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认定错判的时候都不适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而且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都低于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我们应该重新阐释中国刑事诉讼中错判的证明标准,而且应区分启动再审的证明标准、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和决定国家赔偿的证明标准。     

刑事错案原因探析

在探求刑事错案的形成各种主客观原因,为减少乃至杜绝悲剧重演提供思维进路,最终打破悲剧生成的魔咒,重塑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就成为本文的主旨。     

论无罪证据在刑事错案预防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冤假错案对社会良性运转的妨碍,对司法公正的破坏,对涉案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伤害都是无法估量的。造成这些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就是无罪证据意识的缺失。本文将在厘清无罪证据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刑事错案形成过程中的证据因素及案例分析,以重塑无罪证据在刑事错案预防机制中的重要地位。     

检察机关在DNA证据审查中的问题与对策

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作为结论性证据,对定案常常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由于忽视DNA鉴定技术的应用从而导致错案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往往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热议,这也正印证了DNA证据在纠正刑事错案方面独一无二的功能。下文在总结10例涉及DNA鉴定问题的错案的基础上,寻求检察机关审查DNA证据     

刑事错案社会结构问题初探——以侦查为中心

从社会学角度审视,可发现错案也存在一个社会结构问题:一是错案中受害人大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且居住在农村与市郊;二是错案中的侦查机关在程序中的强势地位与社会中的经济劣势并存;三是错案中受害人所聘请律师呈现整体无用与偶然奏效的局面;四是错案中侦查人员的观念与民意"同质化",且其多数成为犯罪被害人一方的支持者,而让错案受害人无力抗争。为避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推动错案的生成,应借鉴案件社会学的理论,做到:第一,通过组织、律师支持,提升被追诉者的程序主体地位;第二,加大办案机关的资源投入,提高案件质量;第三,强化办案机关案件审核,避免"一错到底";第四,主体改造与客观建设同步进行,以减少侦查人员的社会化特征。     

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及其局限——以阎崇年千金挑错案为例

白平诉阎崇年和诉中华书局悬赏挑错案分别进入了诉讼程序,原本充满着浓郁娱乐气氛的公众事件最终转化成了严肃的法律案件。悬赏广告的目的和内容是广告人要求完成指定行为并给予一定的报酬。     

转型语境下刑事错案的发生与治理——以侦查环节为中心

现阶段要科学评估错案治理现状,须从更广阔的社会场域进行审视。在转型期中国,尽管侦查行为的规范化日益加强、侦查取证能力总体改善,但实践中一些运动化、行政化的错案治理方式依然存在,并是潜在的错案之源。这意味着在新刑诉法实施后,仍需在侦查程序的完善、侦查观念的转变、侦查能力的提升等方面下功夫,而不应偏重法外手段。     

死刑错案与证明标准：变异及防止

从人类认知能力以及司法规律层面讲,刑事错案不可避免,但人们却能通过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错案的发生,尤其是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刑事错案。本专题中,不论是从刑法解释角度倡导的类型思维,还是对死刑证明标准适用变异的反思,亦或是在实践办案中对刑事错案的实证分析,均旨在探求科学的制度设计、对法律的准确理解与适用,保障法律的实施,预防刑事错案的发生,及时纠正错案,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正义。     

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效评估与优化策略——以213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分析样本

性侵害是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最主要案件类型。对213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裁判文书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强制报告主体规定范围与实践存在差异、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追责机制启动标准尚不明晰。未来应厘清强制报告主体范围,明确个人上报义务及其与单位逐级上报的优先次序;采用列举形式解释疑似遭受性侵害的具体情形;设置报告主体的注意与核实义务,以增强追责机制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