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被忽略的再就业主体需求--一次下岗女工劳动力交流会追踪研究所引发的思考

在"帮助"下岗女工再就业的过程中,"被帮助者"的主体需求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将下岗女工置于主体位置,就会发现下岗女工的五大主体需求:劳动保护需求、工作价值需求、就业尊严要求、转制获惠需求和牺牲补偿需求被不同程度的忽略.社会只有真正把下岗女工置于主体位置,理解她们的主体需求,才能为下岗女工提供有效的就业指导和就业服务.     

主体性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始终坚持以主体教育思想为指导,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努力探索主体性教育的新模式,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注重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学会自行获取知识的思维和方法,学会主动参与知识实践的本领,实现了"让学生在主动学习中发展自我"的教育目标,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的主要作法和体会有以下几点.     

论行政主体资格

行政法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谁有权实施行政管理行为",即谁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行政主体资格的确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确定了行政主体资格,才能确定行政行为的效力,才能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在我国,国家行政机关承担着主要的行政管理任务,是职权性行政主体,同时,一些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条件下也拥有行政职权,成为授权性行政主体.确认行政主体资格的方法在于两方面一是行政职权的来源.行政职权及其具体性质是确定行政主体资格的根本标准;二是行为的性质.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其他行政主体,只有实施行政行为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论行政主体合同优先权

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代表者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行政合同中享有优先权,包括合同标的确定权、相对人选择权、监督合同履行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和行政制裁权。对合同优先权必须采取法律控制,其途径主要通过程序控权：一是严格规范行政主体优先权行使的行政程序;二是健全合同相对人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程序     

行政主体及其类型的理论界定与探索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中的基本概念,但目前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主体的组织构成相矛盾,与组织的行政活动不相协调,难以解决违法主体与责任主体的衔接关系以及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协调关系,也不便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鉴于此,需要对行政主体予以重新界定和划分。本文将原行政主体概念（ 享有国家行政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并能独立地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 修正为：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及其个人;并且在此基础上将行政主体划分为名义行政主体、过渡行政主体和实际行政主体三种类型     

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文化之解析

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人权应当是世界性的。人权文化是世界范围内对人权普遍认同、普遍尊重和普遍保障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更高形态。人权文化的形成既有可能,也是必要的,但现存的“人权的霸权主义”和“人道的霸道主义”则是建立人权文化所必须首先清除的最大障碍。     

论国际责任的承担

每一国际法主体都应因其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１９９９ 年５ 月７ 日,我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袭击,使国际责任制度为国人所关注。国际法中的国际责任制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公约。承担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等其他国际法主体;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停止不法行为和赔偿,后者包括恢复原状、补偿、满足、承诺并保证不重复等;促使责任承担的方法包括法律方法和政治方法。当一国际不法行为产生,受害者要求不法行为者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如何让其承担责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对单位能否成为抗税罪主体的探讨

以往曾有过单位可作为抗税罪主体的司法解释。从目前司法实践看,规定单位可以成为抗税罪主体仍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因此,未来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考虑     

国外社会问责研究综述:影响因素的考察

社会问责是由公民参与建立起来的问责机制,但是如何推动公民或公民组织更好地发起各项问责行动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问责理论的相关研究看到,社会问责影响因素为四个方面:一是正式机制层面,包括政治与立法、社会问责制度水平、分权与集权程度;二是非正式机制,包括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公民社会的能力和政府能力,透明度、信息和媒体,公共部门的回应;三是技术层面,包括技术工具的设计和选取,技术工具的运用能力;四是其他非传统的因素。从笔者收集的文献来看,对于影响社会问责的关键因素的讨论非常多,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信息透明度和社会问责的关系,公民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