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网民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在网上,各种社会力量"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社会实情与网络舆情之间的互动格局正在形成。近几年,我国突发的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如"非典"、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新疆"7·5"事件等。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种难辨真伪的消息相伴而来并迅速传播,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和不稳定。因此,正确认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探索其治理路径,对于提升各级政府的舆情危机治理能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群体事件中公众心理分析及疏导

当前,在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公众情绪叠加的结果,因此,对群体性事件中的公众心理情绪进行疏导,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群体性事件中公众的心理表现形式和动机,有针对性地提出疏导公众心理的有效方案,以期降低群体事件的发生率,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支柱三“获得补救”的进展与挑战：拉纳广场倒塌事故的启示

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国达卡市萨瓦区一栋名为“拉纳广场”的8层商业大楼倒塌。事故造成至少1,134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大部分受害者是在拉纳广场大楼内服装工厂工作的工人。这一起当代最致命的建筑安全事故成为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加速了由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供应链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向多利益相关方合作治理模式的转变,也推动了全球强制性人权尽责立法的发展。《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支柱三“获得补救”所包含的国家司法补救机制、国家非司法补救机制和非国家的多利益相关方合作补救机制等具体内容,为拉纳广场事件中受影响群体获得补救提供了依据。这些补救机制虽然尚存不足,但仍在不断演进、不断创新,它们为孟加拉国服装业工人享有安全工作条件提供了更广泛的保障;同时拉纳广场事件带来的启示也为支柱三“获得补救”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即为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寻求有效补救需要秉持以权利持有人为中心的路径,识别和消除使用不同救济机制的障碍,与各方开展坦诚对话。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模型研究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的强弱对于稳定社区居民情绪、维持社区生产生活、加强风险应对能力等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社区韧性理论,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来自湖北、四川以及重庆等地的46个社区47份深入访谈一手数据以及新闻稿件、人物采访影像、电视纪录片等媒体资料的112份二手数据进行系统分析,构建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社区韧性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社区韧性影响因素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来自于社区系统主体层面的管理创新能力、组织再造水平、信息治理能力、“变革”领导力、自治能力、政策执行力、志愿参与水平以及居民自主适应能力等;第二类是社区系统内部环境层面的共识渗透率,包括防控规范、协作氛围以及共同体文化等;第三类是社区外部环境层面的人力、资金、物资以及知识输入等。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地方党政干部危机应变能力探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地方工作也是如此。随着世界时局的变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方党政干部在工作中面临的复杂情况越来越多,直接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基层的和谐稳定,已经成为目前社会最关注的焦点。作为地方党政干部,承担着保一方平安的重任,必须具有较强的危机应变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危机事件的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

2020年上半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基层社区的首要工作。采用“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状态,认为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基层行政组织是资源配置和权力行使的核心;社区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其他社会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从消极回应到积极参与,是我国防疫时期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形态。应从加强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加快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转变;提升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治理能力;深化其他社会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方面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社区治理模式。     

行政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

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明确提出,国务院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并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3月26日《新京报》）新一届中央政府首次将推行行政问责制纳入其工作规则,     

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

政策变通执行是基层部门在多任务情境下的普遍选择。在层级节制的目标考核制下,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约束着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行为。论文从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两个维度出发,将基层部门执行的政策划分为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风险、低绩效高风险和高绩效高风险四个类型,与之相对应地归纳出象征式、行政式、运动式和政治式四种执行策略。在此基础上,论文对D街道办事处同时执行多项政策任务的行为过程进行分析。案例研究发现,面对多项政策任务,基层部门通过考量单项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差异,遵循“在可接受的惩戒下寻求奖励的最大化”逻辑,选择不同的策略变通执行各个政策。论文拓展了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目标考核制的激励与问责机制运行特征及影响机理,也剖析了基层部门对不同政策的偏好及执行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研究结果提示,调节与把控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行为,既要平衡单个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之间的关系,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也要完善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模式,改革文本层面的数字考核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