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治理与出路

近年来,学术腐败的新闻不绝于耳,从名校到一般高校,都不同程度为学术腐败行为所困扰。从表面看,学术腐败似乎有不断蔓延之态,难怪前不久,教育部部长周济在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一票否决’。无论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对次贷危机的一个解释:基于行为金融学的分析

基于过度自信与锚定理论,次贷产品得以创造,这为整个危机埋下了伏笔。基于羊群效应、期望理论与分散不足,次贷产品在发展过程中规模迅速膨胀,在危机过程中价格非理性崩溃,最终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和萧条。危机过程中,各个利益、传导链条中都充斥着非理性的行为。任何一个链条被打断,都可以有效地降低次贷危机的影响和损失。虽然次贷危机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相信在其他金融市场中也同样存在这类似的非理性行为、利益链条和传导链条,从次贷危机出发,重新审视、检验我们的危机防范机制,抑制非理性行为将来可能所造成的危害,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个体行为假设：新古典与奥地利经济学的比较

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与个体的真实状态有很大的偏差,而奥地利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与个体的真实状态比较接近。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的不同的比较,对经济学方法及其运用具有启示意义。     

解读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2010年12月17日,日本新一期《防卫计划大纲》正式出台。作为指导日本国防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新大纲将设定未来10年自卫队建设的总体方向。与前几份防卫大纲相比,新大纲在防卫构想、防卫重点、防卫力量建设等方面均做出了较大调整,有着鲜明的特点,反映了日本的防卫政策走向,其变化值得人们关注。     

假想防卫的认定及其处理

假想防卫是指客观上并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行为人主观上误认为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而对想象的"侵害人"实施了防卫行为。假想防卫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认识错误,而且也不可能避免这种认识错误,因假想防卫致人死亡的应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非故意伤害罪。     

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生态安全的制度逻辑与制度优化

生态是否安全,关键取决于人类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利用GZ省SL村与QLS公园的案例研究表明,失效的制度安排让人类过度利用生态资源,导致生态危机;相反,有效的制度安排协调人类行为,有利于生态保护,实现生态安全。优化生态安全的制度体系,不仅要重视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设计;而且要加强习惯习俗、大生态观、绿色消费观、生态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同时要理顺多部门、上下级、多主体等之间的协同实施机制。     

全球核安全治理需要新共识

正2016年3月31日至4月1日,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在华盛顿举行,虽然这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倡议召开的最后一次核安全首脑峰会,但全球核安全治理的步伐不会也不容停歇。环顾全球,核安全形势仍然堪忧:一些国家争相发展核武器,加之非国家行为体引发的核恐怖主义,当今世界核武器扩散和被滥用的风险空前上升。     

论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公告的体系定位——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为中心

《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以公告为中心,构造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规则,但公告影响担保合同效力的机理尚待阐释。作为证券监管规则之公告,本与交易规则相分立,因应金融司法的政策之需,二者呈融合之势。在上市公司内部关系中,对外担保公告系公司决议的特别生效要件;在外部关系中,对外担保公告系公司对外担保代表权的外部授予方式。对外担保公告影响担保合同效力的机理随之清晰：无公告、有决议时,担保合同不生效,系因决议未生效,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无签订担保合同之授权,相对人非为善意;有公告、无决议时,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系因公告采纳了代表权外部授予之方式,由此构成表见代表。出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特殊性,事后公告不应认定为系对担保合同之追认。     

地方政府何以不断选择“过度”应急行为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场景下,“过度”应急行为何以不断被地方政府选择?基于“位置”变量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遵循“结构→功能→动机→行为”的逻辑顺序,可以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形态由常转急后,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共同形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致因机制,而围绕“寻求问责结果最小化、力争晋升通道清晰化和急需触发频率稳定化”目标集合实现衍生出的“弱责”动机、“趋利”动机和“维稳”动机,组合生成了地方政府应急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同时,受多层级官僚组织形成的政策执行易产生偏差空间与应急效能过度输出需求的综合作用,“过度”应急行为选择结果就此产生。此外,问责模式、晋升模式和议程模式的“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强制性”特点,为“过度”应急行为反复被选择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