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序性监督之嬗变——从违法性宣告到渐进式制裁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7、55、115条所确立的检察官对警察三类程序性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的程序合法性监督机制,仅止步于程序性违法的识别与宣告,既无法对违法主体施以实质威慑,也难以向被侵权人提供及时救济。在我国刑事司法运作逻辑下,借由制度的微调和实务的演进,违法性宣告可逐步与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处分措施建立实质性联系。借此,完整意义上的程序性制裁被渐进式地分布于后续所有程序合法性审查环节,从而实现多元审查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散、责任共担和压力缓解。中国特色的渐进式程序,既可有效协调警、检、法职业利益,使之形成遏制侦查程序违法行为的合力,也可成为积累判例和提炼经验的平台,为实务演进提供助益。     

竞业限制究竟制住了谁?

李一男曾经从华为出走创办了"港湾",后被华为收购,而在2008年再次跳槽加盟百度出任首席技术官。2010年1月,李一男离开百度加盟中国移动,任12580运营公司CEO。在这"几连跳"期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百度可能只是他的一个跳板,毕竟他擅长的是电信行业。笔者猜想,可能是当初在华为的《竞业禁止协议》导致李一男才没能进入电信企业,而选择了互联网。过了竞业禁止协议规定的时间,     

论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

为了防止官吏行政权力的滥用,在私权制度高度发达的宋代,法律对官吏的权利进行了系列限制,具体表现在购买权、贩鬻权、借贷权、婚娶权等私权的限制上。其私权的限制具有范围广泛性、职权相关性,违规处罚严重性等特征。宋代对官吏私权的法律限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强化公权、保护国家利益,保障民众私权、缓和社会矛盾,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     

卧底侦查的几个问题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为起点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对卧底侦查的规范依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侦查人员的责任豁免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卧底侦查作为隐匿犯罪侦查的方式之一,与技术侦查是交叉关系。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的所有规定都有可能适用于卧底侦查。卧底侦查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国家侦查人员,不能是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卧底侦查人员虽然不能引诱他人犯罪,但可以采用一定限度的引诱方式,对其实施的某些犯罪行为应予以豁免。     

从相关案例看室外艺术作品著作权的限制与保护

结合室外艺术作品以合理使用方式复制后而形成的成果可否进行商业性使用的相关案例,从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宗旨、基本理念和要求及法学一般原理出发,分析室外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与限制中应考虑的有关问题.     

强化专利权的外部限制

由于专利法立法活动受到产业利益集团的制约,同时专利法既有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专利权的内部限制不能有效地消除专利制度的弊端.我们应重视和强化专利法外部限制措施.反垄断法和人权法是已经对专利权产生实际限制作用的法律资源.伦理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专利权的限制因素.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调整——解读《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

对企业间垄断协议进行规制是各国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内容之一,而行业协会组织成员企业进行限制竞争的活动是最容易形成企业联合行为的。由于行业协会的特点,使其反竞争行为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对市场竞争机制造成的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反垄断法》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行业协会功能发生偏差的现状,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作了较为严厉的规定。但要有效实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还需要明确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认定条件,并建立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     

台湾省会定于台北始末

经过了中法战争的惨痛教训,清政府认识到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性,着力加强台湾建设、巩固海防。几经讨论,清政府于1985年宣布在台湾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第二年(1986年),在刘铭传上奏清政府的《遵议台湾建省事宜折》中,有省会设置一项,当时刘铭传将省城确定在了彰化的桥孜图(现台中市南区),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实际的行政中心一直在台北。1984年,继任的巡抚邵友濂将台湾的省会正式迁到了台北。台湾的省会设置几经波折,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变迁。刘铭传之所以把台湾的省会定到彰化的桥孜图,是有他的考虑的,“新疆以迪…     

美国对受控承运人的运价限制及豁免

运价限制及豁免是美国受控承运人制度的基石,《美国航运法》通过设定严格的运价延迟生效限制制度,对受控承运人进行严厉的法律监管。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受控承运人制度中运价限制及豁免的相关法律规定,指出了目前我国国有航运公司在未改变受控承运人身份情况下,所享受的不是永久性豁免,并继而对受控承运人制度进行了评价和展望。     

信息技术发展与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的重塑

当代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盗播广播节目更加容易,广播组织的邻接权受到了日益严重的侵权威胁,以《罗马公约》为基础的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并拟定了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新方案,扩大了广播组织的权利,但该方案也遭到了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一些发达国家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强烈批评。我国应当密切关注国际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最新动向,对我国著作权法做及时的修改,在保护广播组织权利的同时注意维护社会公众正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