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股东权利限制研究

银行危机处置过程中股东权利限制是危机时期社会规制的需要,规制的原因包括维护金融稳定、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存款者的市场信心和预防股东道德风险发生。但股东权利保护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这就在"限制"与"保护"之间形成矛盾,这是银行生存的不同时期,股东行使权利正当性基础的差别造成的。因此,分析银行运行不同时期股东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论证银行危机处置期股东权利限制必要性的基础,同时,股东权利的限制必然影响到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主体间的权利结构平衡,故从法律规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对"矛盾"的协调提出完善的建议。     

儿戏的庄严

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捉迷藏、过家家、摔泥泡儿、堆雪人儿……每每提及这些,不少大人们都会付之一笑——那终归是儿戏吧!回头来想想,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一种"抓特务"的游戏。小朋友们分成两伙儿,一伙儿抓人,一伙儿被抓。我们这游戏总是在一个大沙坑附近展开。抓人的一伙想方设法     

网络环境下商标权的限制研究——以反向域名侵夺为视角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商标权与域名权之间的冲突可谓愈演愈烈。从法律给予商标权人更大的保护力度以有效遏制域名抢注等现象发生,到商标权人滥用权利进行反向域名侵夺,背后透露着限制商标权利相关规定的缺失。然而反向域名侵夺亦形态多样,应当分别从不同类型入手,建立有针对性的权利限制规则,以保护合法竞争,维护各方利益。     

对律师伪证罪的探索

从李庄案再到广西北海的四名律师涉嫌伪证罪被抓案,使《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存废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刑事辩护是律师界最有价值的业务,因为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因身陷囹圄,刑辩率也随之降低,已伤及司法公正与基本人权。对于这一被称为"悬在刑辩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的刑法条款,国内律师界和法学界要求废除该条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也有观点认为,其有存在的必要。本文从正反两方面对该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理论研究,针对该条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司法体制以及诉讼程序来对这种现象进行完善,从而使我国刑辩律师的合法权利得到有效的保障。     

法律框架下网络表达自由的合理规范

表达自由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需要给予其新的诠释。网络表达自由作为表达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包含的关系。但在实践中,这种网络表达自由又与表达自由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正确认识网络表达自由的具体内涵成为当务之急。本文主要通过对网络表达自由的概念以及特点进行论述,从而引出法律关于网络表达自由的限制原则,最后提出完善措施。     

莫斯科领养五孤儿可得一套房

在对美国人领养俄罗斯孤儿实施严格限制后,俄罗斯政府开始鼓励国内家庭领养孤儿,领养5个以上孤儿的莫斯科家庭将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据俄塔社8月1日报道,该日起,莫斯科市政府开始试行"领养孤儿得住房"计划,将为领养5个或5个以上孤儿的莫斯科家庭提供住房,10年后住房将归领养人所有。     

政治精英流动走向制度化

当今执政党政治精英的选拔标准、程序等出现了越来越制度化的趋势,这套体系大致包括:年龄限制、任期制、职务历练、逐级晋升等。每逢中共党代会以及此前的四级党委换届,中共政治精英的流动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寇健文教授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认为,中共在政治精英流动和晋升中展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制度化趋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大国的执政党,不断成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新论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是在权力与权利相互影响、作用下质变而成的一类非同于传统权利的新型财产权。它既满足和体现着权利的公共秩序本质,又对这种公共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适应其相较民法物权的特殊性,需要将自然资源"合理使用"所暗喻的公共利益价值及其与私人利益的平衡目标融入权利机制之内。故此,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其主体结构上虽亦为"意志"和"权能"的"国家+公民"之双层二元主体构造,但因此种权利上附加了甚至优越的公共利益要求,所以在其权利主体配置问题上,一味强化甚或废除国家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不可取,反而应该直面国家使用自然资源的现实,通过对其代理人——国有企业进行区分,而对国家这一使用权主体进行限制式重构;国家之外其他主体亦应回归正位,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人大许可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思考

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体系下,各级人大代表的言论和人身自由受到法定前提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的许可,相关国家机关不能随便限制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保障各级人大代表执行职务而设定的"人大许可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溯源于宪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论遗嘱自由之必要限制——以特留份制度的立法构造为视角

遗嘱自由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然而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我们在坚持继承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应注重对遗嘱自由的社会限制.个人自由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产品,我们应将个体自由视作对社会的承诺,力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遗嘱自由与道德人伦的和谐,财富平衡与生存关怀的契合,以这遗产处理的公正与有序,在增加个人福祉的同时也增进社会福祉.在继承伦理与财富观念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增设特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进行合理必要的限制,是顺应观念变迁、社会发展、道义人伦和继承需求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