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重构

明确军地互涉案件管辖的职责分工是解决互涉案件侦查冲突的关键。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模式的转换与重构首先需要从犯罪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互涉案件的应然范围,再从军事法学的角度考察军地侦查机关冲突的原因,最后总结既存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利弊,提出新的矛盾解决思路和制度设计,服务于军事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维护。     

试论计算机犯罪侦查取证的方法

由于计算机犯罪具有智能性、隐蔽性、跨地域性、以及资料易被篡改、销毁等特性,并且在侦查取证时技术复杂、要求较高,因而此类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较之于传统案件相对困难。一方面要坚持和遵循传统侦查方法,另一方面在确定犯罪现场、勘察现场以及对数据证据的技术分析等方面,要根据计算机犯罪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规律找出有效的侦查方法。以打击计算机犯罪。     

论网络环境下侦查与犯罪情报主客体关系的嬗变

犯罪情报是侦查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传统工业社会中,由于犯罪情报资源的有限性、模糊性、不连续性以及受侦查主体认识能力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犯罪情报的客体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有效的发挥,导致其在侦查与犯罪情报的主客体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网络环境下,侦查主体建立了巨大的犯罪情报数据库,侦查思维方式由概念思维向实践思维转变,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和犯罪情报管理体制的变化提升了犯罪情报的客体功能,完成了客体向主体转变的非对象化过程,从而使犯罪情报在侦查实践的主客体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几点思考

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不采用沉默权 ,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侦查员的告知义务未做规定 ,未建侦押分立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律师会见权不能有效行使 ,等等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不力     

论信用证诈骗案件侦查

信用证诈骗案件是近年来多发的一类经济犯罪案件,其常见犯罪手法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付随单据、文件,使用作废的信用证,骗取信用证,利用信用证"软条款"进行诈骗等。对于该类案件的侦查,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侦查措施,主要有分析信用证运作流程,寻找侦查突破口;收集查证相关单据凭证,为认定犯罪提供关键证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外逃;树立深挖犯罪思想,努力追缴赃款赃物;加强合作,建立查办信用证犯罪的协作机制等。     

私人侦探在我国应缓行

私人侦探业尽管客观的存在,但毕竟这是个特殊的行业,侦探从业人员的所作所为也经常游离在法律边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侦探业应该缓行,该观点是基于其所产生的危害而得来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问题:一、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中都承认了公民的人格尊严,并规定加以保护,如果私人侦探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包括个人的安全、人身自由、隐私权,都是不合法的。隐私权是公民依享有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律批准的监视、窥探和防止个人私生活秘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获取公民个人隐私的资料必须使用合法手段。私人侦探并不…     

浅议侦查阶段对物的强制性措施

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对物的强制性措施是侦查中获取证据的一类侦查措施 ,关系到侦查乃至整个诉讼的进程和物所有人的权益 ,怎样正确认识该强制性措施显得很重要。文章从强制措施和强制性措施的区别入手 ,探讨了刑事诉讼侦查中对物强制性措施的目的、价值、分类 ,并从执行权与批准权、采取强制性措施物的范围、见证人等方面阐述该强制性措施存在的问题。     

监听的法治分析及本土架构

监听是指通过安装监听设备秘密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并将其内容及时固定的一种技术侦查措施。本着对制度创新的关怀和变革法治的理想,我们需要对监听法治化的理论基础进行考量,以全球视野进行考察,吸收国外的监听制度的合理内核,架构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监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