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合权重的党校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借鉴国家和企业信息化评价机制基础上,首次在干部培训领域建立一套信息化水平评估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在指标体系的各指标的权重分配上,主观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客观权重采用熵权法,利用主观和客观权重按照改进的规则构成组合权重,可有效降低评价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实证研究表明本文建设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和科学性,为党校或其他类似组织的信息化评估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制度之完善

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对于实现个案公正、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程序公正等均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只明确了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权限过小、相对不起诉的效力不确定、制约不够等问题,极大地妨碍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目的的实现。应逐步扩大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并完善制约机制。     

论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将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制度化和程序化。从内涵上讲,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可分为审判行政事务监督权和审判业务监督权。其中,院庭长的审判业务监督权因为带有指令权的性质,而可能与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相悖,其存在具有某种现实合理性,但需要从制度层面严格规范、从操作层面严格规制,此项赋权实际上是一项具有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对于改革者和被改革者来说,都属一种无奈之举。     

公共政策问题“界定”中的协商民主:逻辑、价值与理由

公共政策问题是“界定”而非“发现”的观念表明,尽管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事实”客观存在,但“问题”并非不言自明,“问题”是经由社会建构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在协商之“受更佳观点之理性说服力量的驱动”的驱动下,协商民主可以更准确、具体地界定公共政策问题,强化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合法性、公开性和责任性,促成利害相关者在政策执行阶段形成更多的自愿性合作,减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回火”问题.     

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与健全--兼谈工会组织的维权途径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机制上存在的缺失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工会作为集体劳动权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对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应该作出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度性选择.     

关于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总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为进一步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充分发挥集体合同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构建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放活流转依然困难重重。为深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引入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也许是一条可行之路。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可以突破宅基地流转主体的限制,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主体流转,提高宅基地使用权的利用价值并推进宅基地集约化经营。宅基地使用权信托制度框架可以如此设计:明确委托人的主体界定,细化和完善受托人的治理结构,坚持受益人的"自益性"以及在宅基地信托财产的物权变更上,以形式转移代替实质转移,并依法进行宅基地信托登记。     

论消费者评价权

消费者评价权是指消费者对电子商务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评论或评级的权利。消费者评价权的主体是指对商品或服务具有真实消费体验的消费者,权利的客体是指消费者所享有的评价利益,权利的内容包含自由评价权和完整呈现权。消费者评价权与消费者批评监督权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上的差异,随着评价利益的独立,将无法继续寄生于批评监督权之中。评价利益的独立性和易受侵害性,以及既有评价利益保护制度的不足,决定了评价利益必须上升为权利进行保护。消费者评价权是一种新兴权利,是宪法上言论自由的延伸,宜通过部门法确认。消费者评价权的行使,必然会同经营者经营自由权和平台管理权发生冲突,宜通过利益衡量原则进行协调。     

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主体制度之完善

目前,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主体制度尚存在特殊情形下听证组织机关规定不明晰、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且任职资格模糊、利害关系人代表选择机制不明确以及专家与环保组织参与权缺失等问题,极易产生重大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应从明确特殊情形下的听证组织机关、建立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专家主持人制度、利害关系人代表选择机制...     

县区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证研究

县区政协是人民政协序列中的最基层组织,也是直接连接社会阶层群众、沟通协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问题的平台和纽带,但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在参与国家治理中遇到多重困境。作者基于2018年至2020年对全国多地进行的访谈、座谈、观察,并参考学术界相关研究,认为县区政协存在"二线"人事安排与编制配比、人员构成不专业、人格化协调、随意协商、交办类协商与事后仪式化协商过多等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县区政协横向缺乏有效衔接、纵向处于资源配置末端的结构性症结,体系、过程、政策层面的功能性短板以及主体角色的人格化张力。进入新时代,县区政协专门协商机构效能亟须提高,需要从制度规范、结构优化、平台建设、完善机制与创新理念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