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辅助岗位与我国公立高校雇佣体制——基于A高校的案例研究

我国公立高校逐步建立起了长期雇佣(体制内)与短期临时雇佣(体制外)并存的雇佣体制,通过对A高校的案例研究发现,学校并未出现和西方组织一样的核心岗位教师长期雇佣、辅助岗位教师短期雇佣的体制,而表现为长期正式雇佣雇员从事辅助岗位,短期雇佣雇员从事核心岗位的趋势。本研究讨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后续发展。     

涉承包类案件的法律困境释疑——围绕劳动关系展开的探讨

涉承包类案件的法律困境就在于法律关系难以厘清和定性。实践中,酒店的后厨、建设工程、停车场、软件行业的项目部、学校的后勤及图书馆等等的承包,存在着三方关系和多方关系的表现形态。当承包方与提供劳动的具体人员为同一主体时,则与发包方之间成立伪装承包关系。承包方的资质不应影响承包合同关系的效力。外包方式中,劳动关系存在于承包方和劳动者之间;内包方式中,劳动关系存在于发包方与劳动者之间。由此,工伤事故、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等派生问题,就可以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得到解决。对于外包型涉承包类案件,以劳务关系排挤劳动关系的法律规避方式及"矛盾律"的问题,需要劳动法来加以控制。     

英国行政法中的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在劳动法上之适用——兼谈我国的相关实践

英国行政法对劳动法深有影响,尤其是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在劳动法判例中适用广泛,作为英国本土发展而来的合理性原则在雇佣法判例上之适用实乃英国个人主义行政法运行模式之要求,主要在不公正解雇与雇佣合同默示条款领域得以适用;而比例原则之适用则深受欧共体公法之影响,主要在反雇佣歧视法律和1998年《人权法案》方面得以适用,两原则各有其适用特点与功能。其对我国在不当解雇的合理性判断、针对员工惩戒行为的比例考量、劳动仲裁对雇主决定的过度自制以及劳动诉讼对劳动仲裁裁决的司法自制等问题的解决方面有借鉴意义。     

非典型创作物的著作权认定及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法定类型外的创作物时,考虑到《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成员国同等待遇的规定以及著作权的绝对权性质,法院认定新类型作品应采取谨慎态度。首先应审查该创作物是否能够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客体,而后以作品构成四要件进行认定。其中,独创性标准应着重考察创作结果并采取独创性有无标准。对于智力成果的认定,则应强调人为参与性和体现作者独特的个性。为避免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在范围上失去确定性,以及国际保护不对等问题,对于著作权法尚未列明的创作物,法官不宜在司法裁判实践中直接创设新类型的作品,可将其暂时归入“其他作品”进行保护,而后应经过充分的司法实践和学界讨论,通过法律立法方式,对非典型作品类型进行保护。     

自主性视角下的平台经济非典型劳动者保护

平台经济形态下非典型劳动用工的法律保护宜理性回归劳动法规范目的,顺承"自主性"发展趋势进行"激励性"构建。在互联网平台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发展与市场经济效率追逐进一步融合,使得伦理张力扩大,劳动控制形态"时空"限缩,劳动契约的激励性设计与劳动者自身激励相容,典型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形式被进一步突破,引发了劳动用工非典型化发展的利益平衡困局。同样,立基于激励相容的制度伦理设计,非典型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应从劳动法规范目的展开,立于"从属性"但也兼顾"自主性"需求。一方面,理论指引层面将制度伦理所需保护法益区分化激励调适;另一方面,"自主性"激励理念的制度实现上,可主要通过职业风险保障、集体协商与声誉激励等社会化机制分别在安全层、能力层与环境层上推进"自主性"底基加固、议价能力提升与竞争性促进等保障措施完善,以促进非典型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激励性保护目的实现。     

职务作品制度重构与人工智能作品著作权归属路径选择

"雇佣作品(the works made for hire)"制度是版权法体系的重要制度,主要解决存在雇佣、委托、特殊定制情况下所创作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制定之初,由于劳动关系尚未普遍建立,把职工任职期间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创作作品定义为"职务作品",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职务作品"制度既有英美法系版权法"视为作者"原则的元素,同时又保持了大陆法系著作权法"创作者为作者"原则的成分,二者存在天然的矛盾。随着我国劳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更为普及,加之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作品等新型作品的出现,如何确定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成为新的难题。原"职务作品"制度难以应对新的情况,实践与理论出现背离。《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正在进行,应当借鉴"视为作者"原则,重构"职务作品"制度,以"雇主"和"雇员"安排"雇佣关系",建立新的"雇佣作品"制度,采用"法律拟制"技术,确立人工智能作品的"法律作者"地位,让人工智能作品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服务人类。     

性别视角下日本女性贫困考察：群体构成、产生原因与应对策略

平成30年间，日本女性贫困呈恶化趋势，年轻单身女性、单亲女性(单身妈妈)及单身老年女性构成女性主要贫困群体，前者贫困率超过30%,后两者均超过50%,远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女性贫困原因在于传统性别分工依然根深蒂固，职场制度性压迫与性别不平等心理仍然较强。因就业环境不友好，贫困女性在职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多从事薪金少、待遇低的非正式雇佣工作。30年来，日本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功能弱化，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单身社会”的到来实际上加剧了女性贫困。日本政府为解决女性贫困推出了一系列如男女平权、促进职场女性活跃、育儿扶持等政策措施，不过从效果看乏善可陈。     

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众包劳动是在数字平台强中心化的聚合效应和离散化的发展趋势加持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劳动方式。数字平台一方面凭借其信息聚合的网络效应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劳动场所，另一方面凭借其强大的算法管理成为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方式。众包劳动自由灵活的表象与强大的劳动控制之间的悖论导致劳动关系呈现出与传统雇佣关系不同的特征。已有研究的部分观点认为，平台资本主义中的众包劳动所涉及的问题似乎已经超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解平台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提供了有力解释：第一，从众包劳动本身而言，脱离雇佣劳动关系不代表摆脱“剥削”；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动态考察是分析平台资本主义下众包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体系下分析众包劳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社会法对平等就业权私法救济困境的破解研究

在我国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救济遵循私法模式，从《民法典》规定的请求权基础上看包括人格权请求权、侵权责任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和违约责任请求权四种具体路径。然而，从根本和长远来看，私法救济路径未能把握侵害平等就业权的实质是公益和私益侵害的竞合，忽视了平等就业权救济的社会法场域，造成了平等就业权救济的困境。具体表现为私权本位下平等就业权的认定难题，私法请求权路径的结构性问题与救济的法益缺失，过错责任、契约自由与证明责任的失衡，以及民事责任与私法自治的功能局限。平等就业权的社会法救济路径是破解困境的应有之意。理念上，社会法救济坚持社会本位下以注意义务规制用人单位权力，以无过错责任与关系性契约矫正私法救济原则。机制上，立足中国法治资源并吸收域外经验，构建社会法保护与私法救济的融合衔接机制，包括社会法治理机制、特殊侵权责任制度、歧视性雇佣的劳动合同法规制机制、就业歧视的社会法法律责任以及证明责任制度。     

民法典分则编应当引入动产让与担保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不断增长,作为非典型担保的动产让与担保在实践中日益增多,但因其存在隐蔽性、对外公示性不足的致命性缺点,我国法律没有对其作出规定。文章认为,在实践中,大量的动产让与担保案例表明,我国应将其法典化,解决动产让与担保隐蔽性的最佳路径是声明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