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行政许可审批的乱象与改革之道——以丽水市为研究样本

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相关概念的模糊性,导致非行政许可审批乱象丛生。以丽水市为例,一些行政许可被错误地归入非行政许可审批,而一些不应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象的行政行为,也被纳入其中。分析乱象的成因,首先是行政许可被有意无意地划归为非许可审批,其次是由于行政审批概念的摇摆不定,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应当是人们对行政审批改革赋予了比既定目标更高的期望。非许可审批外延的泛滥,导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同时存在被高估和低估的可能。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在于调整行政审批改革的目标,并对改革对象进行合理分类,精细管理,避免改革变成一场数字游戏。     

两会传递十大民生改革时间表

<正>今年两会上,一系列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改革时间表得以明确。退休延迟退休方案今年制定2017年正式推出。延迟退休方案将在2015年制定出来,2016年在报经中央同意后向社会征求意见,2017年正式推出。养老全国养老金统筹方案力争在2015年出台。实施职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分散风险。高考25个省份明年统一命题试卷。今年,全国性鼓励类的加分项目全部取消。明年高考将实行全国25个省份统一命题,     

“第一军规”:毛泽东纪律建党建军思想的历史开端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国情,决定着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战争。而且,这种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形式和内容,又只能是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议,回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主动将部队转移至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两岸农产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12数据和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运用散点图和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统计方法,实证分析两岸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大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在恶化,农产品出口贸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台湾农产品基本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2007年以来比较优势有改善趋势;在双边贸易中,大陆对台湾出口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增加,而台湾对大陆农产品贸易则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统计期间出口专业化程度明显下降,比较优势趋于改善。     

非制式枪支射击自制底火子弹弹壳痕迹检验

由制式64式手枪改制的枪支,其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位置、形态也因改制手法和部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给检验增加了难度,利用其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对发射枪支进行同一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案中,笔者在非制式64式手枪的拉壳钩上使用颜色标记,并对标记枪支发射的带有自制底火的改制弹壳进行检验,从而对拉壳钩在异常位置遗留的痕迹进行了确认,为使用异常位置拉壳钩痕迹进行发射枪支的同一认定提供了依据。     

网络不正当竞争认定中的公共利益考量

网络不正当竞争的认定,不可避免地会考虑中国社会中的多数人、网络用户和互联网经营者的利益。在网络不正当竞争认定时,只有合法的公共利益、长期的公共利益才应当给予保护。当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通过网络用户的长期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来判断诉争行为是否正当。认定网络不正当竞争时考虑公共利益必须要符合法律适用方法和法律适用技术的要求。虽然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中的公共利益不是认定"不正当"的积极要件,而是否定"不正当"的消极要件之一,但是,将长期公共利益的保护作为认定不正当竞争的根本原因,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立法宗旨。     

消费者对互联网银行的可接受度问题研究

互联网银行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对其的接受程度。西方互联网银行的发展早于中国,所以对其研究也早于中国,但这些早期研究对中国仍有启发意义。本文在借鉴西方学者研究基础上,综述了研究消费者是否接受互联网银行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影响消费者对互联网银行可接受度的相关因素,并着重从消费者的风险感知视角研究了影响消费者接受互联网银行的风险,最后就如何发展中国互联网银行提出了政策建议。     

反思交通违法非现场执法中累积记分的应用

累积记分制度是规范驾驶人合法驾驶的有效方法,其应当属于交通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一种。作为对违法驾驶行为处罚的记分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不能够应用于非现场执法模式下的行政处罚中。现行制度下累计记分制度在非现场处罚中的应用方是驾照买分卖分现象的根源所在。为解决买分卖分的乱象、切实保护公民权利,应将记分排除出非现场执法。建立人、车分别管理的模式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隐私权可克减性原则的疏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侵犯隐私行为确立为违法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立法规定忽略了隐私权的可克减性原则,即公共利益与个人隐私利益冲突时个人隐私要受到限制的原则,将以偷窥、偷拍、窃听、散布方式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均视为违法行为,这样的法律规定势必造成公安行政执法中认定的偏差和行政自由裁量随意性加大。法律应当进一步明确,以下四种行为不构成侵犯他人隐私行为,也即相关权利人的隐私权在以下情形中应当克减:第一,为维护公共利益等目的,散布公众人物的隐私行为;第二,源于职务需要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隐私行为;第三,公共场所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行为;第四,工作场所的偷窥、窃听行为等。     

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刑罚化之法理思考

性别比例失衡的危害性佐证了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的危害性,产生了对后者的刑罚化之需。对公民的知情权可能造成的妨害的正当性阐明以及法律部门间、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协调一致性考量将决定其可行性前景;法的作用尤其是对传统观念作用的有限性以及法律技术本身的局限性也会影响其实际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