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争端解决条款评析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国际淡水资源利用关系的公约。强制性的争端解决程序是《公约》的独创和特色,但其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水法文件所确立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符合国际社会水道争端解决的惯例和实践,也不利于实现《公约》本身的目的和宗旨。我国作为众多国际水道的上游国,应当通过缔结双边或多边水道协定的形式明确水道争端的解决规则,规避《公约》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消极影响。     

法律监督向社区矫正范畴的延伸

社区矫正在全国范围内试行,预示着我国刑罚制度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演化,这种新的行刑方式亦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检察机关须改进法律监督的职能,并向社区矫正全方位延伸,才能使社区矫正工作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     

论公司对赌义务履行的绝对性——以反思“九民纪要”第5条为线索

股权回购与减资绑定的裁判路径容易侵损公司法人独立性、扭曲合同机制。法官裁判对赌协议履行可能性容易造成司法过度介入公司。对赌失败后,投资方作为目标公司的小股东和债权人,与目标公司及其原始股东利益对立,所以董事会、股东会也均不应为协议履行可能性的判断主体。主张由董事会判断的观点亦存在混同投资方权益与优先股、误读意思表示理论的法理缺陷。基于债的履行障碍法的体系秩序,资本维持原则不宜作为合同程式中履行不能的法律原因。是故无需判断协议的可履行性,法院应直接判定协议的履行,以避免对公司形成过度保护。应对实在的而不是抽象的债权人进行保护,让债权人参与到程序中：对于股权回购型对赌,公司应履行减资程序;对于金钱补偿型对赌,公司应偿还债务,具体根据破产标准和履行是否损及股本,呈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完全履行、部分履行(一时不能)三种状态。     

多边环境条约对世界银行的约束力研究

虽然世界银行批准融资项目以不违反借款国所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为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世界银行并非任何多边环境条约的缔约方,那么多边环境条约是否对世界银行具有约束力呢?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多边环境条约的第三方,世界银行不受其约束;世界银行贷款协定的法律适用条款的缺失,则表明多边环境条约不能自动对世界银行产生约束力。不过以保护国际环境为己任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世界银行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即使借款国为公约非缔约方。世界银行也一直秉承其宗旨,履行其保护国际环境的国际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履行多边环境条约上的义务。     

人民自决权的主体范围

有关人民自决权的国际条约和其他国际文书均规定或表明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在现代国际法上,自决权是国际社会所有人民的权利,即所有主权国家的人民和所有其他领土上的人民的权利。具体说,人民自决权的主体范围包括殖民地人民、外国占领或统治下的人民、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和少数者人民这四种类型。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自决权的主体应当是全国人民。国际法上的自决权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民族。殖民地人民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作为人民自决权的主体应当是暂时的或例外的情形,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和少数者人民作为自决权的主体才是长期的和正常的情形。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及完善

本文在介绍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的理论与国际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在承认外国破产裁决上需要面对的问题,并就此提出有关立法完善建议。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解释 ——解读《公司法》第十六条

2019年《九民纪要》的出台,解决了长期以来对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争议,进一步明确了股东与公司、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增添活力.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下,善意债权人保护制度得到进一步深化,越权担保的权责分配体系也初步形成.     

新加坡非土地财政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新加坡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基本国情,形成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非土地财政模式,尤其是其“居者有其屋”一直被世界各国所关注,独立于政府财政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也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加坡非土地财政体现在政府主导、合理配售,以及低廉的政府场地租金上,推动着新加坡公共设施不断完善、经济飞速发展。鉴于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可通过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等方式提高财政保障能力。     

从旭普林公司案看我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

运用国际商事仲裁的一般理论和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结合我国法院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根据该院仲裁规则就德国旭普林公司案在我国上海作出的仲裁裁决所实施的司法监督,探讨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与涉外裁决、外国裁决和《纽约公约》项下的非本国裁决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由此认为本案项下的裁决,既不是我国裁决,也不是外国裁决,而是《纽约公约》项下的非内(本)国裁决。     

普惠制的法律困境与未来之路

普惠制在GATT/WTO框架内的法律地位由GATT1971年的“豁免决定”和1979年的“授权条款”予以确立。因这两项法律文件缺乏约束性条款且无争端解决办法,为GSP在GATT／WTO框架内的推行所引发的法律争议埋下隐患。“印度诉欧盟关税优惠案”折射出的普惠制法律困境主要有：GSP项目的可诉性、“授权条款”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关系、GSP法律文件中“普遍的”、“非互惠”和“非歧视”要求与发达国家“有差别”、“有条件”地实施GSP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