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律师应大力拓展非诉讼法律业务

入世后中外律师之间的竞争将主要集中在非诉讼领域的法律业务,我国目前律师业的现状是非诉讼法律业务不够深入,而律师发展趋势的专业化以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要求律师应大力拓展新的非诉讼法律业务。在拓展的同时还应注意风险的防范等问题。     

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的“五要”

在项目经理部中,经理是中心,经济指标是硬性任务。在这样的小环境中,经常听到党支部书记唠叨工作“架势”难拿,支部工作很难开展。有的支部书记在回避与等待中得到的是支部工作越来越被动,书记的地位越来越脆弱。其实,项目经理部中的党支部书记完全可以主动出击,探寻解决办法,使自己有“为”也有“位”。     

论我国外贸听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外贸听证应当采取正式听证的方式。近年来我国外贸听证制度日趋完善,在立法宗旨、听证原则及发起程序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重大疏漏,在通知、职能分离、回避制度、禁止单方接触、阅览卷宗、言词辩论、案卷排他性和说明理由等方面还缺乏规定或者规定得不够充分,急需补充完善。     

过失犯论的法理展开

过失犯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不同于故意犯的构成特征。我国刑法学中的过失论是从苏俄引入的,其特点是以法条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为中心进行注释性论述。随着将过失的本质确立为违反注意义务,我国的过失理论最终完成了从苏俄刑法学话语到德日刑法学话语的转变,由此而使我国刑法中的过失理论获得了生命力。在过去三十年间,我国对过失犯的研究从以法条规定为中心到以违反注意义务为中心,经历了一个过失犯理论的全面提升,而这一过失犯论的演变过程,也正是从苏俄刑法学到德日刑法学的转型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日的业务过失等过失犯理论逐渐被介绍到我国刑法学界,并被我国刑法学所吸收。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制度

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民众法制意识的增强,由此民事诉讼案件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爱,一方面法院调解制度越来越占有很高的结案比例,另一方面法院制度自身又不断暴露出很多弊端。当前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必需,我们必须要在西方现代法治理念和的我国当前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之上来调整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意义之重大,不仅在于完善了一项制度,也是标志着我国民事审判结构整体转换的开始。     

宋代如何选任和监督县官?

自古以来,县级政权是联系中央与地方的桥梁,是中央政府在基层社会中的全权代表。古代的县衙就像是一座小朝廷,政务繁杂,举凡行政、财政、司法、治安、民政、教育、民俗教化等,县级长官无不亲力亲为。因此,古代县官作为最亲近百姓的朝廷命官,常被形象地称为"父母官""亲民官"。北宋建国之前,曾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地方分权和割据混战,尤其五代时期,53年间更换了五朝十八帝,地方治理问题百出,突出表现为基层县官不受重视,县政陵替不治。     

组织与程序视角下的民事诉讼审判主体——以审判组织与回避制度为中心

审判主体是民事诉讼的基本构成要素,《民事诉讼法》对于审判主体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审判组织和回避是其中重要的两项制度。实际上,这些制度和程序皆可从审判主体的'构成'或'资格'角度加以整合探讨。独任制、合议制和审判委员会构成了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组织的基本组成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行政化'、'形骸化'等问题也进一步印...     

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深刻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司法行政工作重要指示中,对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等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     

关于我国公务员“录考培”问题的思考——以重庆市推行的“政府立法回避制”为例

重庆市政府推行“政府立法回避制”,是为了避免政府部门利用立法这一特权将部门的利益“法制化”,但这一制度架空了《立法法》授权政府立法的本意,使政府立法从根本上失去了正当性,沦于“为立法而立法”的窘境。立法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应该具备广泛的民主性和公益代表性,通过“开门立法”,广泛吸纳民意,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是现代民主政治原理的体现。     

关于完善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建议

公正和效率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基本目标,诉讼回避制度则是确保诉讼公正最基本的法律制度。从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对象、条件、程度的规定,以及回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情况看,民事诉讼回避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