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司非破产清算的问题和对策

企业解散后,却不进行清算,对公司债务拒不偿还,对债权人拒不通知,有的股东自作聪明地直接将公司财产分文不剩地转移,更有甚者经营时就"体外循环",收入不入账,使公司完全成为一个空壳。这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混乱,诚信缺失。规范公司非破产清算法律制度,势在必行。本文拟从公司非破产清算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两个方面对该问题的解决途经加以阐述。     

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从某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后语”说起

从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决定案来看,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在执法实践中具有广泛存在空间和必要性。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的法理依据是警察权力理论和情势变更原则、利益衡量原则。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包括公益促进型和损害防止型两类。对于前者,行政许可机关应当给予补偿;对于后者,则无需给予补偿。据此,单行法中有关被许可人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规定应进行修改,同时应在《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引入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制度。     

90后大学生人际印象偏好研究

"90后"是当下人们关注议论的社会焦点之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偏执自大、逆反心理极盛。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们个性坚强、思维敏捷、坦率真诚,具有无畏的创新精神。那么,"90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呢?如果仅以     

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审查原则研究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非讼程序。非讼程序的审查标准以形式审查原则为基础,仅对主债权、担保物权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形式要件进行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即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拍卖、变卖抵押物。非讼许可裁定的立法例借鉴了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具备了"物的执行名义"。同时,基于非讼程序缺乏对实体争议的审查,也应当给予债务人、担保人相应的程序保障。     

腐败规范化的历史困局——传统中国卖官现象新论

传统社会的卖官包括制度性卖官和非制度性卖官,制度性卖官是国家根据一定标准公开向吏民出售官级、爵位、荣典、任官资格的行为,非制度性卖官是国家之外的私人或团体在法律规定之外,私下向个人出售官职,以谋取私利的行为,制度性卖官公开进行,钱入国库,非制度性卖官私下进行,钱入私门。传统王朝的国家汲取能力存在欠缺,财政收入不能随经济的增长而稳定增加,而开支却无限制膨胀,导致财政危机一再发生,政府不得不动用卖官这一政策工具来筹措经费,制度性卖官的制度化水准不断提高,同时非制度性卖官如影随形,渗入制度性卖官的体系中,冲击制度性卖官的实施,并最终淹没了制度性卖官。制度性卖官的失范及非制度性卖官的泛滥,意味着传统王朝政府将卖官规范化努力的失败。腐败本质上是反制度、反秩序、反规范和不可控的,传统王朝将卖官规范化的尝试和努力,必定陷入非制度性卖官淹没制度性卖官、反规范化趋势压倒规范化努力的历史困局。     

我国非监禁刑完善探究——以社区矫正为背景

非监禁刑是现代刑罚制度不断进化的产物,现代刑罚的发展经历了以肉刑、生命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过程,这是刑罚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以非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而我国有关非监禁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以社区矫正为背景,对我国非监禁刑的完善进行探究。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日常生活理论维度

以日常生活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助于克服重物轻人、重非日常生活轻日常生活等弊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的探讨重点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教训、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协调机制、传统文化作用于两个领域的方式等,其深层次目标在于推动理论逻辑转化为群众的生活逻辑.     

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现状及激发策略

语言学习动机是制约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对于学习动机的研究受到重视。本文通过访谈和对153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了解到学生学习英语主要受哪些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推动,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策略。     

非专家型法医是否可以出庭对法医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辨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对于一个专家型法医来说,可以作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被申请出庭,对其他法医鉴定意见提出意见,这就是通常所谓的"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但是非专家型法医是否也可以出庭对其他法医鉴定意见提出意见呢?在《刑事诉讼法》修订前这个     

非行政许可审批现象初探

非许可类行政审批是伴随《行政许可法》而产生的一个说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许可中的一些法律空白。随着政府参与经济与社会事务的深入,法律审查的孱弱,政府各职能部门发展了诸多事项的审批,这些非行政许可审批的范围和内容逐步扩大,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非行政许可审批仍然存在着程序不明确,监督和救济手段不充分等缺陷,随着依法行政的开展,这一概念必将最终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