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程序模式的实验效应分析

<正> 大多数国家都相当重视实施实体法的程序制度,程序往往被视为提高司法判决公平性和正确性的手段。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诉讼制度,但究其根本,无非分为两类,即对抗型程序模式和非对抗型程序模式。在对抗型程序模式中,诉讼程序的推进由进行诉讼的双方及其代理人负责,他们依据法律规定,提供证据并实质性地推进诉讼,裁决者在裁决之前,一直处于消极状态。在非对抗型程序模式中,推进诉讼和提供证据的控制权操纵在裁决者手里。对抗型程序模式和非对抗型程序模式究竟孰优孰劣?优劣何在?抑或是各有千秋?为解决这些问题,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法学家进行了实验研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     

法定继承人指的是谁

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包括： ①配偶：我国《婚姻法》和《继承法》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因此配偶是法定继承人，但是只有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才能享有配偶继承权。若男女双方系非法同居、重婚等违法两性关系，不具有婚姻的效力，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具有配偶身份，不享有配偶继承权。     

透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及其对“后发型“国家的启示

日本企业在与既定社会的互动中,既糅合了现代的管理思想,又继承了日本优秀的传统思想,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教学的具体方法

整体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基本理念，必须以整体性的观点和方法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再由教学体系向教学方法的转化。《概论》课教学特别强调采用问题教学法总揽教学内容的整体性，采用比较教学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采用导读教学法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采用角色教学法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论领导者非权力影响力与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提高这一执政能力的关键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执政能力不能单纯依靠权力的大小来提高，还在于非权力性的影响力。现代领导科学实践表明，非权力因素作用发挥得好，往往会创造一个比职权更大的影响力度。     

加强工会民主化群众化建设

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工会自身建设的基本目标应当是群众化和民主化,使工会成为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维护群众利益、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重要社会力量。近几年来,长宁区医务工会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上海市工会工作会议提出的“工     

警务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警察院校根据本身办学所具有的特色,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警务化管理制度,这使得警察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具有与其他高校不同的特点。但对警务化管理的实施不当,容易割裂管理、教育和服务三者的联系,导致以管理为主导,忽视了教学、服务与管理的融合。因此,我们应当进行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既实施"从严治警,从严治校"治学方针,又注重大学生充满朝气、个性鲜明、思维活跃的个性,以管理促进教学与服务,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学生管理。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探析

金融危机凸显民间借贷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而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即个人间和个人与企业间的民间借贷有效、而企业间民间借贷无效显然弊大于利;国家也在试图打破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模式,探讨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方式和途径,但效果并不理想;金融危机形势下,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融资出现严重困难,而启动民间资本、放松金融管制成为克服这一困难的关键;如此,将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调整为民间借贷完全合法的一元化认定并辅以相应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监控制度的建设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应利用这一契机比较彻底的解决民间借贷二元化法律认定的问题。     

法律论证理论的知识论基础和哲学思考

法律论证的可废止性和非单调性决定了单调的演绎逻辑在法律领域的不适用性。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与其知识论基础的演变和发展有关。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法律论证是从狭义的论证图式逻辑（分析哲学传统）走向包括修辞学（解释学传统）在内的广义逻辑过程中兴起的。分析哲学传统和解释学传统融合与相互渗透对立是当代法律论证理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它们共同为法学提供了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难题思维以取代体系思维,也共同反对传统三段论式的涵摄模型,法律论证理论的兴起正是基于这种融合主义的知识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