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犯概念的再界定

我国1997年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组织犯的概念,而是将其作为主犯的一种予以处罚.因此,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学者们由于对组织犯立法规定的理解不同,对于组织犯的概念的认识也就不尽相同.通行的观点将组织犯定义为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或者在犯罪集团中起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我们认为,组织犯作为共犯人类型之一,其是指在共同犯罪中组织、策划、领导、指挥犯罪活动的行为人;而作为共犯参与形态,其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以组织、领导、策划、指挥等非实行行为加功于犯罪实施的犯罪参与形态.     

出售伪造的发票是否属于犯罪未遂的手段不能犯

近年来,发票类案件时常发生,严重破坏了国家对增值税发票的管理制度,并成为司法实践中所重点打击的对象。本文通过一宗出售伪造的发票的案例,剖析了此类案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犯罪既遂与未遂等方面问题,以期在司法实务中更好地处置此类案件。     

论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之实践运用

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在统一的犯意支配下，当主行为完成后，又实施的一个没有超出原法益范围内的继续保持或利用其不法状态，其不法内涵已经被主行为所包涵的行为。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在我国的研究还不太成熟，在司法实践中应用此理论应区分不同的情况加以处理，并注意其在定罪和量刑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排除事后不可罚行为的应用。     

取消“事务犯”之我见

我国监狱长期存在利用罪犯来协助干警维持狱内秩序，组织罪犯劳动生产的“事务犯”。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监狱工作标准的提高，取消“事务犯”，加强干警对罪犯的直接管理已是迫在眉捷。监狱基层要充分提高认识，强化依法治监理念，切实推进对罪犯的直接管理。     

机遇与挑战并存下的学生管理工作

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举措,是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如何通过试点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保证这一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是公安院校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也是对公安院校的一次重大考验。为保证这项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本刊邀请部分从事公安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的专家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广泛的论述和研讨,请广大读者给予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关心、支持公安教育的读者不吝赐稿,本刊将不胜感激。     

马克昌刑法思想述要

在中国法学界,马克昌教授是令大家非常尊敬的前辈。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昌教授为中国刑法学、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以及刑事法学的人才培养殚精竭虑,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年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将迎来马克昌教授的80寿辰,为了弘扬马克昌教授五十年来追求真理、探索新知、传道授业、泽被后学的精神,我们特约专稿采撷马克昌教授的学术思想,以表本刊对马克昌教授的敬意。     

过失危险犯的犯罪化初探

社会的现实需要及国内外大量过失危险犯的立法,表明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之趋势。本文拟从国内外过失危险犯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我国刑法典中的过失危险犯提出立法完善之建议。     

对“剥夺政治权利犯”社区矫正的几点看法

自中国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试点以来,各地都相继出台具体的适用规则、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社区矫正工作配套制度不完备、尚在摸索阶段,该项工作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其中以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执行罪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为甚,直接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成效,亟须引起高度重视。     

罪责的客观化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命运

当代刑法对风险控制与危害预防的强调,使得罪责概念的内容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对行为人的控制能力的强调,以选择自由为基础的传统规范责任论被废弃。期待可能性被从责任论中剥离出来,其重要性也日益呈下降的趋势。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当代所遭遇的命运,折射出刑法任务观的重新定位对刑法体系中具体制度与理论的重大影响。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